“噢？这可不太象你啊。”杨朔铭看着儿子，揶揄了他一句。
“我和大家说，我们先记下这件事，如果真的没有人秉公执法的话，我们再出手也不迟。后来，听说高级法院重新审理了这个案子，将那个‘官二代’判处了死刑，并且在一个月后执刑了。”
“是这样啊。你确定死的是行凶者本人吗？不是有人冒名。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他形成了他的道德观。24岁时，他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中译本上，作了大量批注。在这些批注里，他直言不讳地表述了他的道德观念。这些观念伴随了他的一生。
他整个道德观的核心是：“我”高于一切。他这样写道：
“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
“吾人欲自尽其姓，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
他的道德等于完全的随心所欲。义务与责任他概不承认，“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
“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
“吾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
对他来说，任何成就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能享受到才有意义。身后名“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
“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他完全不屑于追求“流芳千古”。
良心本是对人的冲动的一种心理约束。他却认为：“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乃调和的而非冲突的。”
“二者原为一物，吾人各种之动作，固处处须冲动，处处系冲动之所驱，良心之明，亦处处承认之。”他的观点中，“良心”只是为他的“冲动”服务的工具。
泡尔生说：“毋杀人，毋盗窃，毋欺诬，皆良心中无上之命令。”他不以为然，认为：“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照他的意思，人不干这些坏事，只是出于个人利害考虑，要是干了不受惩罚，那就要干。
他姓格的另一个中心是“‘破’字当头”，他说对中国“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而且“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宇宙之毁也亦然……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即使是现在，他也说过意思一模一样的话。也就是说，年仅24岁的他就已经用清晰的语言阐述了他漫长一生信守的人生观。当然，在1918年，这些话只是说说而已。尽管他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有人评价他“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但他没有显示出领袖天分。在学校里看不出他有号召力。当他发出征友启事，张贴在长沙部分学校时，应召的只有几个。他跟朋友成立“新民学会”时，他虽然活跃，选出的总干事却不是他。
那时的他要找份象样的工作都很困难。1918年6月，他从师范学校毕业。许多年轻人向往出国学习。象他这样家里不富裕的往往到法国去半工半读，勤工俭学。那时的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很多年轻男人，正需要劳工。
当劳工不是他想干的事。去法国的人还得学法文，而他不擅长语言，一辈子都只说湖南话。有一阵掀起俄罗斯热，他也曾想去俄国，但他怎么也发不好俄文生字表的音，别的学生都笑话他，他就生气了。结果，他既没有去法国，也没有去俄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