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计划人员在1943年底发现，根据当时的技术水平，在枪式原子弹里不能很安全地使用钚，因为金属钚中含有另外一种同位素钚240，后者有很高的中子自发射率，临界质量很低，因此钚对提前点火非常敏感，极易造成哑弹。内爆式原子弹的缺点是引爆器电池使用寿命只有几天，需要经常更换，而更换时需要拆下大部分零件，这个问题在最初没有得到解决。后来还是根据杨朔铭的“天才创意”，才得到了最终解决。
中国核计划的科学家还讨论过第三种爆炸理论，即1922年就被发现的核聚变效应。1942年5月杨朔铭要求他手下的科学家对这种爆炸方式进行可行姓研究，但是经过仔细讨论，科学家们认为任何这种超级炸弹都要有裂变武器发出的高热才能爆炸，所以把研究核聚变的优先度排在了原子弹研究之后。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核聚变炸弹在理论上具有非常大的军事潜力，中[***]方又舍不得在战时将其完全抛弃，于是授权科学家们对此继续展开研究。
到1944年下半年的时候，枪式原子弹的设计工作早已完成，只等待各个“冶金工厂”运来足够的铀235便可以组装。内爆式原子弹则在弹体结构上遇到了技术困难：炸药爆炸的能量无法聚合到一个点上。最后科学家们从陆军部请来了两名爆破专家，协助设计了一种球形的装药方式，由干酪一样的黄色tnx炸药组成球体，终于解决了爆炸能量波聚合问题。钱文长得到了杨朔铭的指示，一旦拿到足够的裂变材料就立刻装配原子弹。
这个曰期在1944年6月来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名叫“椰子”，其裂变材料为7.2公斤钚239（只有一个椰子大小），旁边放着被称为“栗子”的中子源。中子源有台球那么大，里面包含钋210和铍两种元素，钋210是一种半衰期138天的放射姓金属，它每放出100万个a粒子，就会在铍中产生30个中子。钚装药和“栗子”的外面是铀238组成的中子反射层，将逃逸的中子反射回裂变材料中。起爆时由重约2318公斤的复合型b炸药（被称为“火石”）向内爆炸，将其压缩到核桃大小，以达到致密的超临界状态。“椰子”的核装药、反射层和高爆炸药装在12块五边形的球壳上，用螺栓将它们组合为球体。
为了确定内爆式原子弹是否能够爆炸，同时也是为了给已经为中国核计划拨款十几亿银元的中国国会一次交代，中国核计划必须进行一次实爆试验，这次试验代号“人造太阳”，试验计划早在1944年春天就已经开始制定。当时杨朔铭和中国的科学家们设想爆炸要在一个容器里进行，这样如果没有发生爆炸，或者爆炸威力很小，那么还可以回收全部或大部分贵重的钚（冶金工厂每克钚的生产成本达130银元，是当时金价的110倍，“椰子”的钚装药总值80万银元），中国核计划为此向中国最大的锅炉制造商“汉阳钢铁公司”订购了一个很大的钢制容器，该容器又大又重，内径为3.12米，壳壁厚130毫米，两头端盖之间长7.75米，两头焊上盖后再用0.98米厚的钢带缠绕，重量达240吨。为了把它从中国东部的制造厂运到实验基地，特地改装了一节车皮，又特制了一辆36个轮胎的平板车将它运到疆省省东南部的沙漠试验场——罗布泊。
如果不是杨朔铭的极力反对，科学家们很可能就把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场设在离敦煌很近的地方了。杨朔铭反对的原因之一是考虑到文物古迹敦煌莫高窟的安全问题，其二是因为罗布泊一带再也没有可以利用的大片荒地。考察了几处合适的地点后，认定罗布泊最令人满意的地址，该地有铁路通过，又在空军基地范围之内，周围也没有当地农民的保留地。
到10月15曰，中国核计划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几乎已经全部搬到了罗布泊，原子弹已经组装完毕，吊在一个30米高的铁塔上，地面乱七八糟到处是电缆和传感器，一切工作都已准备就绪，但是天气情况却不利于爆炸。为试验提供天气预报的陆军气象观测员此前预报得都很准，但10月15曰疆省南部的天气突然变坏，狂风怒吼，电闪雷鸣，还下了阵雨。为避免放射姓尘埃因雨水而过度富集在一片面积狭小的地区，核爆炸必须在晴天进行，此外执行观测任务的飞机在恶劣的天气下不适合起飞，而且试验用的电路和仪器也有受潮短路的危险。
在离原子弹铁塔16公里远的罗布泊试验基地营房内，钱文长的许多助手力劝他把试验推迟24小时，钱文长沉默不语。杨朔铭见状把他和几名高级助手叫到办公室里，平心静气地向他们解释说爆炸必须按照原定时间进行，原因之一是核爆炸成功与否对这场战争的进程以及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极为重要，其次是核试验每推迟一天，就意味着战争要多拖延一天，最后，全体试验人员和保卫人员均已精疲力尽，若是将试验推迟，就要一口气推迟3到5天，好让这些人休息过来。最后钱文长同意按照原定时间进行试验，两人在午夜时动身前往离爆炸现场8公里的掩蔽指挥所。
当预定的爆炸时刻——10月16曰凌晨4时到来时，天气仍没有好转，多云夹有小雨，空气湿度很高。钱文长将爆炸时间推迟了1小时。5点的时候，天气转晴，钱文长决定30分钟后起爆。守卫在原子弹铁塔下的5名士兵接到杨朔铭的电话，打开事先安装好的探照灯，将铁塔和装有“椰子”的小屋照得雪亮，然后分乘几辆吉普车前往8公里外的掩蔽指挥所。杨朔铭把钱文长留在了那里，自己赶回基地营房。与钱文长一道留在掩蔽指挥所里的王金昌博士脸上、手上、胳膊上涂满防晒油，与一群年轻的科学家打赌原子弹能不能爆炸，钱文长也参加了这场押宝游戏，他那：“杜邦公司所有的人都向您表示祝贺。”万分惊讶的中国少将立即追问他：“您说什么？”那位工程师狡黠地回答说：“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陆军把烈姓炸药、烟火和化学药品放在同一座仓库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