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我亲爱的布朗特，”帝国情报部总监基里尔将军微微一笑，“安静地休息吧！会有好消息的。”
基里尔从不提鲁道夫的名或姓，也不提他近些年来听惯的官职。
王子殿下什么的称谓已经不需要了。他有时还觉得缺少些服装，要么没有领带；要么穿不上袜子。
“我们十分爱护您。”基里尔接着说，“要避免去冒不可预测的风险，眼下正在进行这种情况下必不可少的侦察。我们将以这种方式把最尊敬的客人送到目的地，必须严格按比例分配领导人、中级人士和普通工作人员……在此之后我们认为必须请您时间去检查身体，在您要去的地方向没有良好的医疗设施，要是有必要作一下透视，进行仔细分析和医生出色的会诊呢？近几个月承受的重负不会马上产生影响的，可能会心脏病突然发作，我假设您的血压会急剧变化……所有这一切最好集中在这里，离中心不远的地方……熟悉一下自己的新名字，学习华语。我向您推荐我的两个年轻朋友，他们完全听您支配，睡觉、游泳、散步……如果不是坚信您绝对安全，我绝不会斗胆说这种话……”
近些年来，鲁道夫已经习惯于别人绝对执行他的所有命令，学会了在周围人的眼暗中发现去满足他任何古怪念头的欲望，坚信只有他知道在不同的情况下应当如何采取行动。鲁道夫十分敏感地感到自己的新地位，他必须等待不知什么人下达的命令，严格按时间吃早饭、午饭和晚饭，就在挂在小院里棕搁树上的锣响亮地敲响的时候，同时他必须在桌旁同主人以及两个同时负贵警卫的“教师”交谈。他们专心致志，十分殷勤，沉默寡言，但没有鲁道夫心中喜欢的奴姓，这种奴姓表现在帝国内保证他的安全，为他做饭、收拾住宅和开车的人身上。人们对此习惯得很快，要忘掉却要很长时间。
“什么是另一块大陆，”鲁道夫打量着两个沉默的壮汉，心事重重地想，“什么叫别离故土？是的。德国人，当然是德国人，这里的环境已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痕迹。他们不听我讲完就张口说话，穿着短袖衬衣、难看的牛仔裤，好像一群放猪的人。他们在游泳池中追逐打闹，哈哈大笑，他们不明白这可能打断我的思路，甚至使我生气。不，在家绝不会有这种事，还是故乡有规矩，异乡他方就是散漫，在有钱人家，甚至在国外受教育的孩子也巳不再崇尚传统，这真是不幸！”
“不过，”不知为什么他想到，“这种看法与我们的人种理论相矛盾，按照已故的希特勒先生的观点，曰尔曼人虽入永远是曰尔曼人，无论他居住在何处，在哪里受教育，血统使他无法忘记自己的出身和故土。”鲁道夫又想到，“这里是另一处根基，即使是曰尔曼血统。这是什么样的根基？令人费解，无稽之谈。沙石或是粘土。这里的广播节目不同，舞曲连续不断，甚至连我也想随着舞曲的节奏踏看拍子。这里的饮食不同。在帝国我根本不吃这种肉.桌上摆几瓶葡萄酒，象喝水一样——在人际关系上总是带有矫柔造作感，这可不是五度的啤酒，完全是另一码事。他们看美国、法国和墨西哥报纸，与英国人、斯拉夫的犹太人为邻，向他们问候，在他们的商店购物，交换信息，不断四处扩散，初看起来并不起眼，然而这种接触带来的分化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一架造型小巧怪异的飞机降落在宅院旁绿色的场地上，只是到这时鲁道夫才放下心来。默默无语的飞行员猛地点头向他问好——在一瞬间里他脖子上原有的肌肉好像消失了，支撑不住头颅。鲁道夫喜欢这样。显然，飞行员离开帝国的时间不长，基里尔帮他上了座舱，坐在驾驶员的右侧。
“一路，教授的确有病，首相本人两次让他——根据皇帝的请求——去柏林的最好的肠胃病诊所就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