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车站十分舒适可爱，但是不大，极易一晃而过…… 那是个温暖而漆黑的夜晚。群山的轮廓依稀可辨。市区灯火点点。天上缀满大颗的星星。这样的星星只有在南方方可得见。万籁俱寂。只有飞临矿泉水机场的飞机打破了宁静。列车平稳地停下来，勃列日涅夫走下火车，过了不一会儿，身着运动服的契尔年科也下了车。塔拉诺夫向总书记问过好后走到一旁，于是我们四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我）在空荡荡的站台上漫步……
人们就这次会见写了许多文章，围绕会见编造出的神话可说是无奇不有…… 那还用说！四位相继替换登场的总书记。
我是从基斯洛沃茨克与安德罗波夫同乘一辆吉尔车去迎接勃列日涅夫的。两人之间的谈话与往常完全一样。他仿佛是顺便提了一句：
”在这儿你是东道主，谈话就靠你来掌握了……”
然而谈话并不投机。在寒暄问好和不疼不痒的关于我和安德罗波夫的健康和休假的话语之后，就开始冷场了。我觉得总书记有些超然物外，对旁边这几个人不大理睬。这个场面让人感到难堪……
这次会见之前，我与勃列日涅夫见面、为解决边疆区的问题让他接见都不止一次。他每次都表现出由衷的兴趣，并给以帮助。因此在一阵长时间的冷场之后他突然提出问题，我就不感到奇怪了。他问：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们那个绵羊王国的情况如何啊？”
斯塔夫罗波尔提供了俄罗斯联邦27％的细羊毛。初夏，在产完春羔之后，草原上放牧着成千上万个羊群：共有羊1000万只。那场面确实动人。名副其实的”绵羊王国”。我简单讲了讲我们的情况。当年是特大丰收，共产羊毛500余万吨，平均每个斯塔夫罗波尔居民两吨。
第二个问题是：
”运河怎么样了？修的时间够长的了…… 这该不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吧？”
我设法解释这里的问题出在哪儿。又是一阵沉默。安德罗波夫不时以期待的目光看看我，契尔年科却完全哑巴了，这是个”边走路边默默作记录的装置”。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的休假怎么样了？还休不了吗？” 我尽量把谈话维持下去。他摇了摇头。
”是的，应当，应当……”
安德罗波夫加入了谈话。他们就勃列日涅夫在巴库的活动日程交换了意见。又开始冷场了。看得出来，总书记不是很愿意谈话。停留的时间结束了。我们走到车厢面前。他已经站在车门口，抓着扶手，忽然问安德罗波夫：
”讲话如何？”
”很好，很好，列昂尼德?伊里奇，”安德罗波夫匆匆答道。
到了车上我问他，总书记问的是什么讲话。原来是另一回事。安德罗波夫解释说，勃列日涅夫越来越感到言语困难。大概这多半就是他沉默寡言的原因吧，不过论禀性他可是个好交往的人。
总之，这次会见让我感到奇怪。看来安德罗波夫倒是很满意。
后来还有第二次”相亲”。矿水城车站那次会见之后，基里连科突然访问斯塔夫罗波尔。他正在索契休假，是乘直升机过来的。在一天的时间里，我同他一起前往苏联科学院泽连丘克天文台和农业区。我向他讲了我们的问题。让我大为吃惊的是他那动辄抓住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放的派头……路上看见农机修理场，就大动肝火地训斥开了：
”那儿该有多少没用过的机器？捞的机器太多了……是不是打算卖废铁？你们简直把嘴吃习了……”
他在政治局主管机械制造业，他认为农村的要求太过分。他那傲慢的教师爷口吻刺激神经，拙口笨舌、不善言词又使得与他的谈话完全成了一种折磨，根本无法弄清他究竟想说什么。反正我们之间的谈话从头到尾都极其紧张。我内心里感到他不怀好意，于是以牙还牙，指桑骂槐地暗示我们这位客人对所谈的问题一窍不通……
我们显然是彼此都没有好感。以后也一直如此。后来已经在苏共中央工作了，我发现基里连科不愿意我到莫斯科来。此外，他还是个擅权和爱记仇的人。我们的关系发展为对立，后来更成了政治对抗。
不管怎么说，毕竟选中了我。毫无疑问，勃列日涅夫生怕失误，到最后一刻还心存疑虑。因此同我的谈话早先没有进行。勃列日涅夫在物色进入领导班子的人选时慎之又慎，需经过长时间的困难的选择。可一旦作出决定，就决不放弃。
整个夜晚我都是在饭店的窗户旁边度过的，逐一回顾了许多往事。不觉已是次日早晨，到了准备参加全会的时候。考虑再三，决定如要发言，一定要讲农民的状况，谈国家对农村的政策必须改变。
我早早地离开了饭店，免得碰见人。不想多费口舌去作解释。
苏共中央全会于10时开始举行。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内的座位事先未作分配，但人人都知道自己的座位，有些人已在此稳坐了几十年。
一切都和契尔年科所说的完全一样。一上来就是组织问题。勃列日涅夫最先提出选举中央书记，点到我的名字，三言两语讲了我的情况。我站了起来。没有问题。一致通过。平平静静，没有情感的流露。
然后，全会同样平静地将契尔年科从政治局候补委员转为政治局委员，并选举古洪诺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为候补委员。”根据健康状况和本人的要求”免去马祖罗夫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整个程序只用了很短的时间，没有发言，没有提问，也没有反对意见。
全会听取并讨论了苏联国家计委主任hj.巴伊巴科夫《关于1979年苏联经济与社会发展国家计划的报告》和财政部长瓦?费?加尔布佐夫《关于 1979年苏联国家预算和1977年苏联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会议休息时，我在侧厅里被熟人、同事和部长们包围起来，他们纷纷向我表示祝贺。但持续的时间不长，我应邀前往主席团的房间，里面聚集了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
我走了进去。大家都在那里。安德罗波夫离我最近。他面带微笑，迎上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