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困难时刻，大自然成了我的避难所。当工作中神经过度紧张到了危险的边缘，我便来到森林或者草原。我带着自己的不幸奔向大自然，正如小时候奔向母亲那温柔的手一样，母亲的手可以保护我，安慰我。我每每感觉到，不安的情绪渐渐消失，怒气和劳累不见了，内心的平衡得以恢复。
即使在困难的、大自然本身的悲剧年代，当无情的酷热摧残着一切有生物、美丽的草原变为赤地千里时，大自然也教给我们勇敢和镇定。只要普降喜雨，奇迹就会发生。一两天前还以为草原已经死掉，无法起死回生。它又突然开始呼吸，复活，重现生机。它的力量从何而来呢？在这欣欣向荣的景象感染下，人们不禁产生了希望。
据说，天山和喜马拉雅山气势雄伟，美丽如画。我对西伯利亚的自然景色赞叹不已：它以其无可比拟的严峻美令我倾倒。然而在我看来，就美丽而言它们都无法与高加索相比。你试经过山口往苏呼米，或者反过来从海边往红波利亚纳、里察湖或阿尔黑兹走一走吧，精美绝伦的景色相继出现，教你目不暇接。
高加索，这是终年不化的冰川，雄伟壮丽、默默无语。明智老练的山峰，它们阅尽沧海桑田，远离尘世生活。这又是欢快的、碧绿的山坡，为郁郁葱葱、五颜六色的植物所覆盖。光秃秃的山崖和阴森森的峡谷，这也是高加索。
大概谁也找不出比莱蒙托夫更精彩的词语来描写高加索了：虽然命运在我那一生的朝霞时期，南国的巅峰啊，就使我同你们分离，只要到过那里，就不会把它们忘记：正像爱我祖国的美妙的感情似地，我爱高加索。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同我一样，对大自然情有独钟。我们两人前前后后跋涉了多少公里啊！我们跋涉，不分春夏秋冬，无论天气如何，甚至冒着漫天暴风雪。我们就曾遭遇这样的暴风雪，当时以为已走不出来了。谢天谢地，我们终于找到电力线，靠它辨明了方向。□ 作者：米?谢?戈尔巴乔夫
第六章 在老广场新的、不习惯的世界
我们在首都没有马上分到住房。临时安置在戈尔基10号别墅。
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仍然留在斯塔夫罗波尔。
从第一天起，就出现了孤独的感觉：仿佛被抛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岛上，简直弄不清楚我们身在何处，出了什么事，周围都有谁。与此同时，因为我们”与世隔绝”又感到心里不舒坦。别墅不大，没有其他房舍。服务人员，军官，卫队就在跟前。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要交换意见，讨论自己的感受，只有晚上下班后在别墅的地界内散步时进行。
不久就向我们提供了另外一处别墅。是在索斯诺夫卡，离克雷拉茨科耶不远，与谢列布良内博尔之间隔着一条莫斯科河。30年代奥尔忠尼启则曾在此居住，我们迁人之前契尔年科住过。别墅并无特殊的建筑构造。这是一座旧的木质建筑物，年久失修，不过住着倒还舒服。人们很少关心它，因为想在原地盖一座新别墅。它就成了新当选者独特的中转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前往斯塔夫罗波尔，带上孩子们和家什回到莫斯科，开始收拾新居。我们全家一起迎来了新的1979年。在克里姆林宫的钟声中相互举杯祝贺，暗自希望来年一切顺利。
随着我在党内地位的变化，别墅也换了。按规定，政治局委员住的别墅比政治局候补委员或者中央书记住的豪华阔绰。尽管二者之间有着种种差别，却都具有令人感到压抑的营房式外观。起初我们总是摆脱不掉住旅馆的感觉。只是靠着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努力，才形成了一个我们在精神上倍感亲切的小天地。
后来我们分到了莫斯科人戏称为”贵族之家” 大楼中的一个单元，它位于休谢夫大街上。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也搬去了。不过我们仍然住在别墅，因为新房的装修需要很多时间。
我到莫斯科来，很清楚自己肩上的责任。从一开始我就一心扑在工作上，像苦役犯一样每天工作12～16小时。
我在斯塔夫罗波尔当了将近九年的第一书记。始终置身于政治的风口浪尖上。如果说在我党内生涯之初不时会冒出要不要另做打算的念头，那么边疆区党委书记的工作使我最终确信此乃正确的选择。政治占了上风。我将此生最好的年华贡献给它，我品出了个中滋味，如今这个天地已使我全神贯注。
作为一个中央委员和边疆区委书记，我曾经常与”上层”打交道。自以为已经懂得”宫廷” 的规矩。然而到了首都才明白，一切都比我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久而久之，我才渐渐弄清了”上层” 关系的具体而微妙之处。
起初，我精力充沛地投入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和书记处会议上对问题的讨论，这引起我的同行并非十分积极的反应。有人把我当成”爱出风头的人”。我尽量避免成为这部机器的又一个牺牲品，尽量避免陷入等级服从制度的陈规旧俗。然而遵循这样的行为准则谈何容易。同眼下置身莫斯科权力的最高层相比，我在斯塔夫罗波尔当边疆区委书记时拥有的自由要大得多。
政治局和总书记
我要是先对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产生的经过略作交代，再来介绍我在这两个机构的工作情况就比较好懂，也比较有说服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