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这个消息时讲得相当平淡，没有让人想到危险的巨大程度。当时决定组成以部长会议副主席鲍里斯?叶卡多基莫维奇?谢尔比纳为首的政府工作组，立即奔赴出事地点。工作组成员包括核电站专家、医生和监控事故环境的放射学家。4月26日傍晚即已抵达现场。苏联科学院和乌拉尔科学院的科学家们也匆匆赶到了切尔诺贝利。
工作组从4月27日起不断报告情况，其中附加了各式各样的保留条件，很大程度上带有初步认识的性质，并不包含任何结论。报告中谈到了爆炸情况，死亡两人，一大批人住院检查，控制火势的措施，关闭其余3个机组。还谈到爆炸时产生了放射物质的喷发。
4月28日雷日科夫向政治局报告了工作组工作的初步结果。当日晚间据此发布了电视公告，第二天又见了报。随后根据不断传来的新消息定期发表公告。现在我要坚决拒绝一种指责，说什么苏联领导人有意隐瞒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全部真相。当时我们还不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
考虑到此次事故非同寻常，我们在4月29日就已经建立了一个以雷日科夫为首的行动小组，该小组昼夜值班。小组的记录和关系到工作的其他材料如今都已公布。
最初数日，由于仍然没有全面的信息来源，我们只能凭直觉感到这个问题具有悲剧的性质，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极需获得第一手资料，于是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5月2日飞往出事地点，谢尔比茨基也随同前往。他们访问了灾区，听取了政府工作组的汇报，同居民们进行了交谈。
灾难的规模日渐清晰地显露出来，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便一目了然。当务之急是保障群众的安全。除了进行严密的医疗监控之外，还采取了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医疗救护系统全面行动起来，诊治人数将近百万之众，其中包括20余万名儿童。政府工作组决定从普里皮亚季市内疏散居民。刚刚编制出放射性污染的初步区域图，专家们得出结论说不能在那些地方居住，便开始了居民的大疏散，先是从10公里以内，随后又从30公里以内的地带往外疏散。谁知这件事却异常困难：人们不愿意搬走，只好强迫他们迁居。5月上旬迁移了将近13.5万人，并对整个地区实行了监控。
最复杂的工程和科学问题是反应堆已经毁坏了的那个机组——它存在着随时塌陷的危险。5月初韦利霍夫院士曾向记者谈到这点：”反应堆的心脏——炽热的活跃区似乎还悬着。堆面上覆盖着一层沙子、铅、硼、粘土，这就给构件增加了额外的重量……它还能支撑住抑或会陷入地下？世界上从来没有人处于如此复杂的境地。”
也采取了种种措施防止放射性物质经过土壤进入第聂伯河。动用了防化部队，调集了必要的技术装备，开展了消除放射性污染的各项工作。政府工作组成员足不出户地工作，随后又改为轮流值周，按照谢尔比纳、西拉耶夫、沃罗宁。马斯柳科夫、古谢夫、韦杰尔尼科夫、谢尔比纳的顺序分别主持工作组。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以及其他许多城市的科研所夜以继日地工作，解决了数十个非同寻常的难题。这个事件实际上牵动了举国上下。在1986年那些忧心如焚的日子里，显示了我国人民的优秀品质：自我牺牲精神、人道主义精神、高尚的道德情操。许多人请求将他们派往切尔诺贝利地区，纷纷提供无私的援助。
为了消除这次爆炸的后果耗费了140亿卢布，后来又投入了数十个亿。依靠有组织的种种努力，终于控制了受灾的人数，阻止了事故的蔓延。到7月份提出了”石棺”的构想，随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将受损反应堆那个与众不同的防护罩连同监控其状况的常备系统建了起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们别无奢求，他们承认：一切力所能及和必不可少的措施，均已付诸实施。
毕竟……我认为有必要谈谈自己的责任：最初数日内井未清楚地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不仅是一起全国性的惨祸，也是一起世界范围的灾难。对其真正规模的认识是随着信息的增加而逐步形成的。但是众所周知，”人们生就不甘寂寞”，缺乏充分的透明度，便产生了各种谣传和恐慌情绪。无论当时和现在，人们对于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苏联领导人的所作所为都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就我所知的情况而言，我决不会怀疑有人对群众的遭遇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有些什么事情做得不够及时的话，那首先是由于情况不明所致。不仅是政界人士，即便是学者、专家对所发生的事件一开始也并没有完全切合实际的认识。
核动力工程的封闭性和神秘性，再加上本位主义和学术上的垄断，都起了极其消极的作用。在1986年7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我曾经谈到过这方面的情况：”我们30年来一直听到你们这些学者、专家和部长说，那里一切都很可靠。你们指望我们像敬神一般看待你们。而结果却轰然垮塌了。原来有关部委和科学中，。并未加以监督。整个系统中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专作表面文章，围绕着领导人结成了人身依附和亲缘关系。”
”冷战”，两个军事集团相互封锁，包括在核动力工程方面的封锁，所有这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关于全世界核电站发生的151次放射泄漏以及如何消除事故后遗症的情况，人们几乎一无所知。列加索夫院士曾经说过，核事故的概率公认为极其微小，所以全球科学技术界对其防备不足，普遍地盲目乐观，甚至掉以轻心。至今我还记得事故刚刚发生时亚历山德罗夫院士和斯拉夫斯基院士向政治局所说的一番话。他们都是我国核能动力工程的元老，该项技术的创始者，功勋卓著、备受尊敬的人。但我们从他们口中所听到的倒更像庸人之论，硬说：并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嘛，这种情况对工业性反应堆简直司空见惯：你最好喝上两盅伏特加，就点儿小菜，好好睡一觉，到时候什么后果也不会有的。
本位主义不单是有碍工作。有了它，道德因素”薄弱”了，而不讲道德，知识就可能成为致命危险的起源。惟恐表现出主动精神，在领导面前畏畏缩缩，力图逃避责任，这一切都产生了消极的作用。结果决策的机制就经不住考验。
事故的种种后果逐渐开始显露出来。起初基辅和第聂伯河的命运极其令人担忧。但由于风向的原因，遭受最沉重的打击的却是白俄罗斯，特别是莫吉廖夫市。随后在布良斯克州以及远至图拉市的地区也发现了污染。
5月中旬，我发表了电视讲话：对受害者表示慰问，说明已采取的各种措施，表扬参与消除事故恶果的勇敢的人们。我也对国外所有关心我国灾情并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表示感谢。首先应当提到的是美国医学家盖拉和塔拉萨基、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席布利克斯。许多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组织、公司、个人提供了灭火器材、相关技术、医药制剂。这是一场没有先例的一致声援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