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提到的那次总编辑会议上汇集了大量的材料，足以证明官僚们还死守着坚固的防御阵地，不肯放松他们对报刊的严密控制。不过他们这帮人也并非任何时候都表现得勇敢好斗，更多地倒是胆小怕事，习惯于卑躬屈节。于是我们便开始在中央机关报上赞扬一些文章，以此对地区性报刊表示支持。还不断刊登地方报纸上最有意义的言论和简介，从而保护那些因为敢于批评而遭到迫害的记者。
不单单是那些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态度阻碍了公开性的开展。根子可以追溯到领导大众传媒的体制本身，这种制度则是从斯大林时代承袭而来。中央总揽着对这个领域的控制权，”从莫斯科直到最遥远的边疆”。无论是党报还是工会、共青团、作家协会的报纸，甚至连渔民、猎人、老战士组织的报纸在内，不管是什么人办的，反正是宣传部凌驾于所有报纸之上。那时候全体编辑都相信党的规定是正确的。每月一次或两次在党中央宣传部举行与总编们的碰头会，有时部长会议副主席和一些部长也前来参加。会上对报刊发表的文章提出表扬或批评，指示应该写些什么和怎么写。凡有关报刊的刊期、印数、栏目等事项的任何变动，均需经党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委员会机关日常”追踪”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督导员向领导报告自己的观察结果和评价，驯服听话的人得到鼓励，”爱挑刺儿”的人受到严惩。
我不能不提一提报刊检查机关，它在”捍卫”这个体制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正式讲来，这个机关被客客气气地称为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它应监视是否有人泄露国家机密。事实上这是特殊类型的意识形态”克格勃”，编辑和出版者们面对它真的是战战兢兢。在该局的职能中还有一项就是监督各种期刊，特别是监督图书馆和档案馆。必须按照它的旨意确定禁书的目录，听它指示什么应该在专门保存处保藏，什么属于”秘密”、”绝密”、”仅供公务使用”。
这种做法1988年被废止，这也是公开性的成果之一。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仍然保留，但已丧失了原先的功能。特别馆藏制度也逐渐被废除。属于禁止和半禁止的图书目录已进行了数次重新审查，暂时还没有全部都放回对所有人开放的书架上。首批开禁的书单中便有亚?伊?索尔仁尼琴的作品。
报刊失控
与此同时，读者开始区别对待那些只顾严格遵循党的路线、很少注意印刷装帧的官方出版物。1986年秋季报纸杂志的征订结果令人倍感兴趣：《共青团真理报》增加 300余万份，《苏维埃俄罗斯报》增加 100万份，《消息报》增加 4万份，《共产党人》杂志增加7万份，《真理报》增加得不多。
以打破一潭死水为己任的”自由”出版物纷纷面世。首开先河的是《莫斯科新闻》，它那些大胆的文章不时引起有关部门一片惊慌。只好不止一次地将主编叶戈尔?雅科夫列夫保护起来，尽管他也给我找了不少的麻烦。紧随《莫斯科新闻》跟进的是《星火》杂志。在此之前这是一份神气十足的半官方刊物，先后为格里巴乔夫和萨夫罗诺夫所把持这家杂志的主编空缺时，我们就开始讨论任命谁的问题。大家一致同意，应当使这家图文并茂的大众化刊物成为改革思想积极的向导。提到了好几个候选人，最后利加乔夫推荐了科罗季奇，于是便定了下来。为什么选中此人呢？因为此前他在 《真理报》上发表过几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引人注目的还有一点，就是他似乎是个”局外”之人，与莫斯科的帮派毫无牵连。给利加乔夫印象最深的是，科罗季奇的言论总是、”从阶级立场出发”，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
新头头上任后《星火》顿时振作起来，针对许多牵动人心的现实话题发表了一批尖锐的言论，激起了很大的反响。然而可惜的是，随后编辑方针便滑到了片面的、一定程度上还有拉帮结派意味的立场。它所引发的与其他倾向报刊的论战显得冷酷无情，往往有失体面。人们纷纷呼吁文学界不同的派别停止争吵，更多地为社会关注的各种问题着想。然而，科罗季奇在争取当选人民代表未能如愿之后，似乎对《星火》已毫无兴趣，突然跑到美国去了，抛下杂志任其在某些人的卵翼之下日渐衰颓。一家曾经与《莫斯科新闻》一道充当过早期改革拥护者传声筒的刊物，竟然落得了一个可悲的结局。
苏共中央的理论、政治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从改革一开始便对新思想持反对态度。使人不得不感到惊奇的是：主办这份杂志的怎么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哲学家、”发达社会主义”经济哲学的狂热信徒科索拉波夫。头几个月我对此未加计较，不想让人觉得我喜欢”收拾”前任安排的人。但这种忍耐逐渐引起了误解，而且工作也迫切要求加强对当时所谓主要党刊的领导。首先想到的人选是伊万?季莫费耶维奇?弗罗洛夫。此人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当年以勇敢反对李森科主义而崭露头角。一度成功地领导《哲学问题》杂志，但被著名的蒙昧主义者、党中央科学部部长特拉佩兹尼科夫撤掉了这一职务。他还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杂志《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工作过。总而言之，”符合一切条款”。
弗罗洛夫成为《共产党人》主编后，这家杂志的水平很快就大大地提高了，他积极地参与研究和宣传改革思想的工作。此时我才更近一步了解了其人，很欣赏他的独立思考。在我面临意识形态问题的时候，这也成了选择他做我这方面的助手的决定性因素。同他合作的那些年头恰逢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当时我们正在探讨、分析过去，对改革中的现实问题进行理论上的研究。
在批判社会从停滞时期继承下来的一切负面事物方面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的是《真理报》。开始时它在除旧布新的工作中常常指明方向，其他报刊唯它马首是瞻。该报”逮住”的批评对象的职位越来越高，也提出了经济改革的许多重大问题。
但是，怪事出现了：公开性的潮流变得越是壮阔，其他报纸发表的言论越是大胆，这家党的中央机关报所刊登的文章却越来越枯燥、沉闷、道貌岸然。《真理报》逐渐从领头地位滑向殿后地位，从改革派的阵地堕落为保守派的阵地。它的受欢迎程度不断降低，印数节节缩减，而且这种情况是在各级党委以不同方式帮助发行的情况下发生的。
主编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并不掩饰自己对已经进入新阶段的、超越了意识形态正统思想的民主进程的反感。他事事都紧跟那些已擅自得出”改革方向不对头”结论的政治局委员。结果《真理报》从某个时候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