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代表大会表示衷心感谢，随后返回自己在老广场的办公室，我的助手们已在那里等候，以便商讨一下报告。自然，先表示了祝贺。但大家以为，我们在国家机关内的地位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原先是主席团主席，如今”干脆”就是主席了。我本人对于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是颇为理解的。
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没有带来特别的意外。整个说来，这次选举是最适宜的。最高苏维埃的组成内增加了不少职业议员，他们有能力做好立法工作。从这一观点出发，联盟的最高苏维埃比俄罗斯的最高苏维埃强得多。至少，正是这一组成创建了我国新议会的传统，并奠定了实施彻底改革的基础。
诚然，代表大会取消了某些代表的代表资格，他们曾是”改革的工头”。这使跨地区议员团的人怒不可遏，于是便从他们监管的出版物上发动粗暴的攻击。他们认为，这是达官贵人的阴谋诡计使然，是过去那种围绕苏维埃指挥棒打转的实践的再现，如此等等。但是，这些根本不符合事实，即便是党的机构想照过去的方法行事，也未必能够成功。代表们的心绪大不一样了。要是他们不投跨地区议员团的”嗓门最大的”代表的票，那首先是因为他们受不了那种趾高气扬和毫无顾忌的粗暴态度。这个组织的某些活动家，正是以这样的态度傲视从外省、从地区一级，从机床边，从农田里前来参加大会的代表的。
还说什么外省人，连我这个新当选的最高苏维埃主席也够受：有人责备我”操纵大多数”，就因为我主持会议时尽量让所有的人都有说话的机会，尽量使议会辩论不演变成对骂。
阿法纳西耶夫对此发出一个信号，他作了题为《斯大林一勃列日涅夫的最高苏维埃》的发言。继他之后，波波夫、阿达莫维奇的发言也是同一个调子；许多蒙受侮辱的代表相当激动地起来反击。双方都列举了重大的很有分量的论据，不过在一时的冲动之下又添上了各式各样的粗鲁话。我一面开导火气十足的发言者，一面要求注意跨地区议员团成员发言中所包含的很有内容的理由。至于他们之所以会使用挑衅性的口吻，还是那个梅沙尔金说的最好。他说是阿法纳西耶夫和波波夫的发言反映出对其在代表大会上的地位不满意，说明他们处于少数，而本来的预期是”他们能够像在卢日尼基群众大会上那样，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鼓动起来，将妨碍他们成为代表大会主宰的一切立即扫除掉”。
坦率地说，我认为把叶利钦选进最高苏维埃是有利的。在五月全会上，他讲过许多我本来准备签字的事情。至于对于政治纲领寄予了过分的奢望，那又另当别论。无记名投票的结果，叶利钦还是落选了。当时，鄂木斯克的代表阿列克谢?卡赞尼克律师表示要把他在最高苏维埃的席位让给叶利钦。顿时引起了一场相当活跃的争论，从法律角度看，这一做法非比寻常。最后，”王车易位”还是易成了。□ 作者：米?谢?戈尔巴乔夫
第十四章 苏联总统这赫赫有名的第六条
有人曾说过，好像是布莱希特说的，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蚀。绝对权力的主要特征是没有竞争者。执掌国家大权的人可以随心所欲，根本无须顾及反对派，反对派要么本不存在，要么被卡住喉咙不敢张口。布莱希特所指系统治者个人，但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除掉一切对手、并力图永世巩固统治地位的政党。无论这个政党受到感召的思想是何等地正确，其纲领是何等地明智，开始之时人民所给予它的支持又是何等地强而有力，革命政党不可避免地蜕变成保守政党，此事或迟或早总会发生。
关于这种危险性，顺便说一下，普列汉诺夫、卢森堡、考茨基等工人运动的活动家都曾向列宁提出过警示。十月革命的领袖与他们争论，却从未否认过这一危险。但他认为，”胜利后的无产阶级”，其”政治先锋队”依靠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管理、党内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手段是能够避免这种危险的。我觉得列宁当时是从他本人以及他周围的人所具有的政治文化水平为出发点的。不久，怀疑情绪便使他烦躁不安起来。在他1921-1922年所写的文章中，与党的官员迅速官僚化、共产党员因而有脱离人民的危险有关的忧虑，已突现于首要位置之一。但要找到并实际应用整治这种弊病的强有力的措施已经来不及了。
我认为，我们的经验，也像其他共产党的经验一样，相当令人信服地证明，无论多丰富的想象力，多巧妙的花招，包括允许派别活动存在，都不能成为防止官僚化、防止停滞僵化的可靠保障，当然，这不是针对大量普通党员讲的。这里指的是很快迷上权力并准备不择手段保住权力的领导层。70年来，这个阶层经过党和国家几代精英的交替，他们的意识中起决定作用的特点是坚信其永远执政的权利系与生俱有，不与人分享。当时豪门贵族大致也有这种感觉。另有一些名门之后至今仍以为，把这个阶层从权力宝座上踢开的革命是非法的、非正义的事情。现在，某些原中央委员和原州党委书记不能原谅戈尔巴乔夫，也是因为改革的结果使他们丧失了原有的”份地”。
不过如果说我当时相信取消苏联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对人民和共产党本身都有利、至少是对几百万普通共产党员都有利的话，那么无论是过去和现在我都认为，这样的事是不应该一蹴而就的。我并不认为苏联共产党似乎应当签发一份退位诏书，并让那些棒小伙可以去夺权，他们早在1988年就已经在群众集会上打出：”党啊，让我们来掌舵吧！”的横幅。
1989年，当国家已被分离主义运动、人民阵线的活动和种族主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