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世界，观察欧洲的局势，观察苏联和联邦德国在世界政治中所起的作用。
1988年2月初，我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副主席、巴登一符腾堡州总理施佩特谈过一次话。他飞抵莫斯科是为了探听是否有可能举行高峰会谈。从原则上说，这时我们对这样的会谈已经有所准备，并且已经通过谢瓦尔德纳泽向德国总理发出了于5月访问莫斯科的邀请。但是，联邦政府试图把”潘兴-ia”导弹排除在中短程导弹协定之外，而我们对这种笨拙的企图作出了相当激烈的反应，因而德国人显然为这次访问的命运担心。至少，施佩特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神经质而又执著。让人感到，波恩那边害怕置身于欧洲新进程之外。我把我们谈话中的一个很典型的片断摘录于下：
”施佩特：科尔总理确信有必要和您会晤。对总理而言，不存在谁先去莫斯科和谁先去波恩的问题。他的问题是：既然您即将出访西欧各国，那么希望您把联邦德国也考虑在内。从心理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方面。如果您在访问了法、英两国之后又将出访其他西欧国家，却对联邦德国置之不理，坦率地说，科尔总理会感到很难过的。
戈尔巴乔夫：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总理说得对，现在必须确定会晤的日期，才能开始对它做准备工作。因此我邀请总理5月访问莫斯科——邀请是通过谢瓦尔德纳泽发出的。
施佩特：我相信，访问问题我们很快就能解决。
戈尔巴乔夫：这个问题今天晚上就可以解决。
施佩特：各方面的人士都向总理进言，希望他尽快地排除一切麻烦和您会晤。
戈尔巴乔夫：好吧，我们将去会晤。我们已经同某些西德政治家谈了许多。现在应当在最高层进行磋商。”
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第一次会晤
但是，这次访问到了秋天才实现。1988年10月24日我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初次会晤。我和他谈话的出发点是：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如果仍旧保持原先的状态，无论是我们自己，德国人，欧洲以及整个国际大家庭，都不会满意。
”我们希望，”我说，”我们的关系建立在信任和现实之上。总之，要使它符合时代精神，符合时代要求。我们愿意就与我们两国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进行非常坦率而严肃的对话。我确信，苏联与西德的关系需要揭开新的一页。”
科尔的回答听起来十分明确：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把一切都考虑过了，我正是为此到莫斯科来的。”
科尔在强调该国政府愿意积极地发展全方位的对苏关系之后又补充说：
”我认为你我之间的个人关系十分重要。我既是以联邦德国总理的身份，又是以公民科尔的身份来到莫斯科的。你我大致是同一年龄的人，我们同属于经历过战争的一代。诚然，我有一段时间在高炮辅助部队服役。这还算不上参加战争。不过我们两人的家庭都经历过战争及其全部灾难。您的父亲当过兵，受过重伤。我的哥哥18岁就阵亡。我的妻子是个难民。我们家是地道的德国家庭。您有一个女儿，我有两个儿子，一个23岁，一个25岁。两个人都是预备役军官。
你我将解决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再过12年20世纪和第二个千年即将结束。战争、暴力已经不再是政治手段。不这么想，就意味着把事情引向世界末日。在公开性的环境里，我们两人的私交也应当具有全新的性质。我愿意和您进行频繁的私下对话——书信往来，电话交谈，委派代表。”
我并不讳言，这种态度无论是从单纯的个人角度而言，还是从公务角度而言，都令我敬慕。我的出发点是，在已经可以感受得到的新氛围中，个人的”相容性”，理解谈话对方的动机，在国际政治中将具有越来越大的作用。而这种情况，只有在共同工作和长期交往过程中，只有通过”听其言观其行”的相互考察，才有可能出现。许多棘手的问题，由于领导人之间存在着信任而很容易、很快地得到了解决，免去了多余的外交手段和程序。我和科尔不仅逐渐建立了政治上的相互谅解，并且逐渐建立了人际间的谅解。如果不是这样，由于自发地、”自下而上地”启动的德国统一进程而”压到”他和我身上的一大堆问题，解决起来就会困难得多。
1988年10月那个时候，我们闯过了我们两国关系长期发展中的一道难关。在经济、科技、文化、环保合作方面达成了协议，并签署了文件。在苏联和联邦德国战后关系史上，两国国防部长首次坐在一张谈判桌旁，他们可以亲眼看到不久前的”潜在敌人”是一副什么模样。在促进北约和华约建立接触方面，我们征得了德国人的原则上同意。当时这是一个”突破”，而在三、四年前这是很难想象的。
联邦德国总理在无名战士墓献了花圈，并拜谒柳布里诺的德国士兵公墓。慕尼黑交响乐团这些日子里在圆柱大厅演出了贝多芬和穆索尔斯基的作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我和科尔、我们的夫人、参加谈判的人士、莫斯科市民，听了这场音乐会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接着又去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利两地游览，参观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所在教堂（圣丹尼洛人修道院），观看苏联艺术家之家举办的君特?霍克纳的画展。联邦总理还会见了经济学家。科尔夫人参观了精神神经病医院，并向该院赠送了贵重的设备，她还参观了托尔斯泰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