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任何变革都是一种不稳定。因此，当我说维护稳定时，我的意思是要我们彼此对对方采取慎重的步骤。
目前正在发生的是向另一种关系的转变，向另一种世界的转变。我们不可用近拙的言行给这个转变造成损害。我希望你，赫尔姆特”，利用你自己的威信、政治声望和影响，让其他人也用时代的要求来约束自己。
科尔：联邦政府会议刚刚结束。如果你出席了那次会议，你也许会感到奇怪，我们两人的看法竞如此吻合。这个历史时刻要求作出相应的反应，作出历史性的决定。我愿意向你保证：我特别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可是总共只过了两周，科尔在联邦议会上提出了在联邦的基础上统一德国的计划，并且作为实施这一计划的先决条件，对改变民主德国的内部制度提出了一系列实际上是最后通碟的要求。
1989年12月初根舍来莫斯科，我们就这件事进行了一场坦率的、相当激烈的谈话。根舍感到很尴尬。这个局面的确很蹊跷。他不得不去维护这样一项政治主张（并且还干得相当卖力气！），然而他对这项主张竟然没有及时得到通报，并且我认为他从内心并不完全同意这项主张。在”10点”中，基督教民主联盟要在大选来临之际夺取主动权的野心表现得太露骨了，关于取缔民主德国、把德国这一部分并人联邦德国的”忠告”提得太直白了。
我不大顾及外交礼节地对根舍说；
”按道理，这样的文件（”10点”）总得在和伙伴进行相应的磋商之后再提出来嘛。要么就是联邦总理觉得这一切都没有必要了？看来他已经认为现在正演奏他的乐曲，子是就单独操练起来。我并不认为这些做法有助于增进信任和相互了解，会对落实我们的协议有所贡献。
您知道我曾经和科尔总理通了电话。科尔向我保证说，联邦德国不希望民主德国的局势稳定受到破坏，它将审慎行事。然而总理的行为背离了他的保证。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对民主德国应当走什么道路和建立什么机构，发出了指令。
现在正进行着全欧进程。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就应当在这个框架内发展。显然，这种关系将更加密切。但所有这些进程都应当正常地进行。任何人为地椎动这些进程的做法，都只能使欧洲各国发展中的重大转折、即世界政治中心的重大转折变得复杂化。”
这次谈话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既紧张而又不愉快的。我高度评价作为政治家的根舍，高度评价他在调整我们两国关系这项非同一般的事业中所作出的个人贡献，但我不能不对他说这些话，因为我们今后仍然将相互协作。我们决定不把这次谈话的详细内容公诸于众，因此为新闻界提供的声明稿，用我们的话说，是”经过整理”的。但是我估计波恩那里对来自莫斯科的信息会给予应有的注意。
应当说，莫德罗夫的联合政府为了不使共和国全面瓦解而花了难以想像的力气。我曾经同他会晤了数次，并且得到有关他的内阁问题的第一手信息。这个内阁实际上是一个”危机调控”总部。他在对自己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做了大量工作，使共和国议会民主选举成为可能。
但是，局势已经不再是每几周一变，而是每几天一变了。在1990年1月30日那次会晤时，莫德罗夫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民主德国越来越多的居民不再支持两个德国并存的主张了，而且这个主张似乎也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在边远地区，如图林根，统一的倾向尤为突出。不仅旧的党派，即使是新的党派，如果想扼制这种趋势也是不可能的了。”
莫德罗夫的结论简单明了：
”我们迄今使用过的概念已经不起作用了。大多数社会力量都集结在统一的主张周围，只有一些左倾小宗派除外。如果我们现在不发挥主动精神，已经启动的进程将自发地。迅疾地发展下去，并且将不受我们的任何影响。”
”2＋4”公式
应当说，这个提法对于我来说并不意外。我们自己所做的分析也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莫德罗夫来访的前几天，我在我的办公室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德国问题会议。参加的有雷日科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法林、克留契科夫，阿赫罗梅耶夫以及我的两个助手——切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讨论持续达4小时。
最后我们就近期行动方针达成一致。会议的结果如下：
应当把德国势必重新统一作为出发点；
提出召开”六国”（四个战胜国和两个德国）会议的倡议；
不中断同民主德国领导的联系；
与巴黎和伦敦更加密切地协调我们在”德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