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俄两国的伙伴关系是任何一个严肃的全欧建设方案的关键内容之一。拿”新拉帕洛”做某些类比是不恰当的，有点政治投机的味道。我热切地希望，在当前的困难时期，无论是俄国还是德国都不会丢弃90年代我们两国关系中所积累起来的一切积极的东西。
这一次对德国的访问虽然很短暂，但很重要，是一次承前启后的访问。
我们的访问日程安排还包括了访问科尔总理的家乡——莱茵兰一普法尔茨州。我们曾到过施派耶尔市，受到了数以千计的人们的欢迎。我们参观了建成于12世纪的大教堂——罗曼艺术杰作之一。听了巴赫的管风琴音乐，看了一所安葬着四位德国皇帝和四位国王教堂。我观察着科尔总理，只见他陷入沉思，面部表情严肃庄重。”这里洋溢着德意志精神，”我听到科尔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在酿酒业中心的戴德斯海姆市的一家”浪漫蒂克”餐厅为我们举行了午宴，用当地的传统菜肴款待了我们。当我们刚走到广场上的时候，有两架体育运动用的飞机在我们上空巡逻，它们拖着的条幅上面写着：”戈尔比，不要吃科尔的猪肚！”但是，我们很喜欢总理爱吃的这道菜。该市市长施特番?希里赫颁发给我一个证明书，证明在这个酿酒中心为我栽种了5棵葡萄藤，我每年将按照每棵葡萄藤收到一瓶葡萄酒。
在奥格尔斯海姆，我曾到科尔家作客，探望了他的邻居们。整个莱茵兰一普法尔茨州之行都洋溢着友好的气氛，使我和科尔总理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诺贝尔和平奖
1990年10月，诺贝尔奖金委员会通过了授予我和平奖的决定。坦率地讲，这个决定给我的感觉是喜忧参半。当然，获得最具权威性的国际奖金之一是值得引以为荣的，在我之前它已经授予了诸如艾伯特?施韦泽、维利?勃兰特。安德烈?萨哈罗夫这样一些杰出的人物。我接到了许多祝贺——来自同事、同胞和国外的都有。
但是苏联社会上对诺贝尔奖的态度，尤其是因社会政治活动而获奖，说轻点也是另眼看待。众所周知，当年授予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文学奖是在突出他们持不同政见的情况下发生的，在我们国内被说成反苏挑衅。真正例外的是授予肖洛霍夫诺贝尔文学奖。一般说来，只有因为纯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而获奖才被人们认真看待，而且是在科学院的圈子之内。
所有这些情况都影响着对授予我诺贝尔奖的评价，它被认为这非符合文明要求和理所应当。加之这一时期国内局势已极端尖锐化，来自各方面的对我的攻击有增无减。诺贝尔奖也就被看做一些人直接赞许我的活动的表现，而相当一部分社会舆论却认为这些人是西方”帝国主义”利益的代表者。但令人感到吃惊的则是，俄罗斯联邦的某些领导人竟然为此事特别怀恨在心。
在这种时刻，我不认为有可能亲自去参加12月10日在奥斯陆举行的授奖典礼。我将这一使命授予当时的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阿纳托利?科瓦廖夫（作为例外情况这样做是允许的）。他宣读了我的感谢词并以我的名义接受了奖金。
按照既定程序，诺贝尔奖获奖人应当发表演讲——授奖之后当即进行或稍后一些时候均可，但以6个月为限。我接到了于1991年5月上旬发表这种演说的邀请。同时国内政治局势更加复杂化了，尤其是在维尔纽斯和里加的一月事件之后。无论国内或国外对我都是一片指责之声。利用授予我诺贝尔和平奖的事实大做文章者也有之：某些人甚至宣称这是个”错误”，委员会应当”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等等。在这种条件下，尽管一再受到催促，我却数度推迟了前往奥斯陆的决定。原打算于5月初动身，但终未成行。应当承认，至今我依然感到很难为情，因为这种情况可能被视为对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不够尊重。不过决心逐渐坚定了起来：利用它作为国际讲坛，以便再次表达改革和新思维对我国和全世界都具有重大作用的信念。
我的诺贝尔奖演讲是1991年6月5日在奥斯陆发表的。当然，首先是设法对演讲延宕所造成的尴尬作些弥补。着重指出，我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决定看做对苏联向新思维政治转变所具有的国际意义的认可，看做声援我们的艰巨事业的举动，这一事业已经让我国人民为之付出了难以估量的精力、耗费、困苦、意志和毅力。
我从这样的论点出发：一个现代国家，如果在国内国际事务中奉行将本国人民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相结合的方针，它就值得声援。而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任务，要加以完成就必须使政治与道德相结合。改革使我们向世界开放，恢复国内发展与对外政策之间的正常关系。但做到这点并非易事。我国人民一向深信本国政府的政策总是符合世界情况的，我们却向他们提出了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的另一种政策，这一政策倒是真正与世界相适应的，但与他们早已习惯、充满僵化的刻板公式的世界概念本身却大相径庭。
”我们渴望得到理解”——我那本关于改革和新思维的书是以这句话开的头。最初一段时间使人觉得这种情形已经出现了。但我还是想将这句话再说一遍，站在面对全世界的这个讲坛上来说。因为真正理解我们（理解到坚信不疑）原来并不那么容易。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我国改革的规模与性质要求进行充分的思考。有的人提出一个条件，说：你们苏联变得完全”跟我们”一样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和相信你们。我必须告诫这些人，这是不理智的，危险的。利用别人的经验——这是对的，我们正在这样做，今后也要这样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变得同别人一模一样。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在国际大家庭中保持自己的”面貌”。一个有着多种语言的国家，就其民族间相互渗透、文化多样性而言，就各民族往昔的悲惨遭遇、历史豪情与功绩的伟大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国家自应有它通向21世纪文明的道路，并且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不可能”跳出”自身长达千年的历史，顺带说说，我们自己也需要对历史进行思索，以便仅仅将其中真实的东西带到未来。
我还说，我们希望成为现代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生活得与全人类的价值观念相协调、符合国际法的标准，在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中，遵守”游戏规则”，与各国人民一道为我们共同的家园肩负起责任的重担。但是我们的民主是在苦痛中诞生的。改革在第六个年头上进入了最戏剧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