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起来。我曾不止一次地阻止过他们采取轻率的步骤，这我已经写过了，因此我总有一种希望，希望我这次的强硬立场能够起到自己的作用。是的，我没有失去希望。
再说了，把他们扣留在别墅里不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主要的阴谋分子在莫斯科，他们此时手中还掌握着权力的杠杆。不过我毫不怀疑，全国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关照过这里——福罗斯——事情发展一定要保证安全，不能发生任何意外。结果证明正是这样。事先一切都研究好了，将总统严密地控制起来，不能与外界接触。切断一切通讯联系。别墅周围和海上方面设立两道警卫线。禁止任何人离开别墅和进入别墅区。我的助手、记者和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们想到别墅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特别是想亲眼证实一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传出的总统有病的说法在多大程度是真实可信的，但是他们未能如愿。
老实说，这是对总统的拘禁，是对他的权力的篡夺。政变分子们知道我不会和他们串通一气，但他们想”吓唬吓唬”我，迫使我签署国家紧急状态命令，给他们的冒险行为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我坚决拒绝签字这件事立刻将他们置于罪犯的地位。
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夜可不像现在所知道的那样简单。当”先头部队”从福罗斯返回，报告了和总统谈话的结果后，阴谋分子们内部出现了分裂。亚纳耶夫开始发生动摇——签还是不签？他只顾喝酒。帕夫洛夫开始装病。卢基扬诺夫急忙安排后路。亚佐夫元帅心里想（后来说了出来）：”简直是鬼迷心窍，老糊涂了，怎么卷进这件事中来了。”有人提出是不是就此罢手。但为时已晚，而且克留奇科夫和那些派去给我下最后通碟的人已经走得太远，很难再回头了。当时博尔金说，他”了解总统，总统从不原谅用这种态度对待他的人”。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孤注一掷了。
他们千方百计想让自己的行动带有”合法”性，于是便造谣说，戈尔巴乔夫好像病得很重，不能视事，无法履行总统职责。我从福罗斯回来后，医生们说，有人非要他们开具关于我有病的书面证明不可。他们说，应当首先跟随身的医生谈谈，但是有人告诉他们，说和福罗斯没有通讯联系。普列汉诺夫坚持认为这是在为戈尔巴乔夫的利益着想，否则他就有被逮捕的危险。医生们最后昧着良心出具了证明，说我1991年8月16日病情加重，健康状况恶化。1991年8月19日17时，证明函送给了普列汉诺夫。总之，这份”证明”使阴谋分子们在臭名昭著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了一个说词。
1991年8月23日，副总理谢尔巴科夫在给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信中写道，8月19日上午他和亚纳耶夫取得了联系，要求他回答3个问题：第一，有没有可靠证明说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行使自己的职责？第二，副总统的一切命令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同卢基扬诺夫充分协商过没有？第三，领导人经过全面考量后，除实行紧急状态外，就找不到使国家免于混乱和群众无序的办法吗？对于这3个问题，当时只有一个肯定的回答……
一小时后，谢尔巴科夫和帕夫洛夫取得了联系，后者证实说，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苏联总统确实病得很重。这位总理补充说，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普列汉诺夫已经去了克里米亚，他们”……简短地和米?谢?戈尔巴乔夫交换了意见，后者是在床上躺着接见他们的。苏联总统的情况很严重，而且，从他的举止言谈看，很明显，他已经无法完全理解和把握外部世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情况也非常严重。正式的健康状况结论还没有，但是医生们说，目前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行为能力，因此他们要求把拜访减少到最低限度。”
阴谋分子们在和总统的较量中遭到了失败，他们的情绪非常沮丧。”赫鲁晓夫方式”未能奏效，原因主要是他们在后来几个阶段的态度不够坚决。对他们的想法的另一个严重打击，是总统本人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许多将军和军官。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当局、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人民代表和莫斯科人的坚决反对。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在福罗斯遭到第一次失败后，紧接着在莫斯科也遭到了失败，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政变必将垮台。分析家们的意见是对的，他们看出了这里更深一层的原因：大多数的社会公众不愿意恢复旧的秩序，改革后建立起的民主机制，尽管还很脆弱，但是经受住了考验，站稳了脚跟。
我不能不对一些别有用心的言论作出反应，他们说当国家发生激烈冲突事件时我好像心安理得地”躲在安乐窝里”讨清闲。
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一案的调查材料中，列举了阴谋分子们所采取的旨在完全孤立总统的诸多措施：彻底切断各种通讯联系；把整个地区封锁起来；为此，又调增了第79边防中队和边防巡逻舰第5独立团，归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代表格涅拉洛夫指挥；将一切交通工具扣押起来，由自动枪手们日夜进行监护；停留在别尔别克供总统使用的飞机”图一134”和一架直升机被强行赶走了；别墅区内的直升机场上停放着许多交通工具，设立了岗哨；进入别墅时同样要进行检查；别墅区的警卫机构和负责外部警卫工作的边防部队的联系被切断了！任何人不得出人别墅。
3天拘禁对我来说是我一生中最严重的考验，对我的亲人们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摘自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记
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我们被完全隔离的那些日子的状况，我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当时的日记中摘出来几段，这些段落曾经在1991年12月20日的《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过。
”8月18日，星期日
大约5点钟左右，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忽然急匆匆地走进我的房间。神情很激动。出事情了他说，可能卜常严重。梅德韦杰夫刚才报告说，从莫斯科来了几个人——巴克拉诺夫、博尔金、舍宁、瓦连尼科夫，
最后这个人是谁？——我问道。一位将军，亚佐夫的副手……他们要求与我会晤。他们已经进了别墅区，就在屋外。但我任何人都没有邀请过！我试图了解是怎么回事。所有电话都被切断了。你明白吗？！所有的电话线路——政府的，市区的，内部的，甚至红机子”卡兹别克”——都被切断了。这是在实行隔离！也就是说，是一场阴谋？是逮捕行为？
然后：无论什么样的冒险行动和交易我都不会同意。任何威胁与讹诈我也不会屈服。他沉默片刻，补充说：但我们为此可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所有的人，全家。我们应该做好一切准备……
我们把孩子们叫来。不知为什么我要了茶。加林娜?阿夫里坎诺夫娜——厨师——将茶送了过来。自然没有人去喝。向伊琳娜和阿纳托利讲了所发生的情况。听他们说，几分钟前屋里的收音机已经不响了，电视也停了。普列汉诺夫站在中央大门门口——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问：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哪里？同志们要找他。阿纳托利回答说：不知道。大概在他自己屋里。
孩子们和我都支持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支持他的决定。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和你站在一起。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和来人的会晤在他的办公室进行。这期间，阿纳托利、伊琳娜和我就在一边，在办公室门旁。要是突然逮捕他呢？把他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