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一个命题：”客现上俄罗斯不需要一个凌驾于它之上的、对其资源进行再分配的经济中心。然而，其他许多共和国对这样一个中心则很感兴趣。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了对私有制的监督后，他们希望通过联盟机构为自己重新分配一些俄国的财产和资源。鉴于这样的中。。只有在各共和国的支持下才能存在，它客观上——不以其干部的意志为转移——将贯彻有修于俄罗斯利益的政策。”
文件作者们从他们提出的两种联合方式中（经济联盟加上立即政治独立.或者经济独立加上临时政治协议），毫无疑问会建议选择后一种方式。因此，他们认为”俄罗斯应当放弃加入长期的、硬性的和无所不包的经济联盟”，”不要对建立经常性的。凌驾于共和国之上的、总的经济管理机构发生兴趣”，”坚决拒绝向联邦预算缴纳税款”，”应当拥有自己的海关服务”，等等。
与此同时，就好像是从自己原先的同乡那里”赎买”一样，文件作者们建议承认各共和国现有的边界（其中并确认似乎”讲俄语的居民的权利也无需实际保护了”？！），而且还要帮助他们获得作为独立国家的充分的国际承认。
这种观点的实质在于俄罗斯彻底拒绝它所起的世界大国的”核心”作用。其动机是：保存自身资源，迅速致富。我不知道是谁直接起草的这份文件，但是读它时，很容易感觉到民主俄罗斯的主要思想家们的影响。他们宣传的正是这种观点，而且看来也成功地影响了他们的领导人，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根本错误的。
难道俄罗斯对于和自己肩并肩生活几个世纪的各民族的命运，对于它所开发的广大空间的未来不负有责任吗？其实，期望那些把一己私利看得高于一切的人们具有道德良心是徒劳无益的。不能和各共和国断绝联系，这不仅是俄罗斯的道义责任，而且也是它的首要的经济利益所在。完整的国民经济机制——不是一句空话，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的臆想，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而如今，和这些理智的道理背道而驰，这个机制几乎已经被破坏殆尽，到底谁在这场历史争论中是正确的，已经昭然若揭了。而领土问题、人口问题、人权、科学与文化的命运，最后，还有生态与安全，这些问题又怎么样呢？
根据我的理解，俄罗斯总统在9月份还没有打算完全接受这种错误的哲学，并按照它的理论行事。看来这正是起草这份文件的原因。文件作者们责怪自己的领导人好像”失去了八月胜利的果实”，他们无意中道出了自己内心的秘密：他们把政变后出现的苏联解体的危险看做是”胜利”，而不是悲剧。他们自己希望的也正是这一点，可以说，这也是该死的敌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供手”送给他们的礼品。这是否可以说明民主派对关在”水兵寂静”1中的囚徒所持宽容态度的原因呢？通常这些民主派对人都是凶狠无情的，只要他们认为对方不是自己的人。
看过这份文件后，我忧心仲忡，和叶利钦见面时，就这些话题我和他进行了”摆事实讲道理的谈话”。他同意我讲的道理，而且我觉得他当时的态度也是真诚的。其实，我已经说过，这样的事已经有过多次了：和叶利钦一谈，经过说服，说好该怎么行事，可是第2天，说不定是受了谁的影响，他立刻会反其道而行之。他就是这么个朝三暮四、出尔反尔的人。这次也是如此。
10月28-30日，我在国外访问——在马德里；作为共同主持人，我和乔治?布什应该宣布中东会议开幕。而莫斯科这时发生的事件只能被认为是对联盟开始发动的新的进攻。这样，我们因俄罗斯联邦总统的犹豫态度而产生的担心应验了。可以说是果然不出所料。
10月28日，叶利钦在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改革的纲领，要求自己在过渡时期要拥有特殊的权力。这些要求实际上破坏了经济联合体协议，或是与它的宗旨大相径庭。他打算将苏联国家银行宣布为俄罗斯银行。将苏联外交部的人员编制压缩叨％，解散80个部之类的声明简直令世人感到目瞪口呆。诚然，和西拉耶夫交谈后，这位俄罗斯总统放弃了侵吞苏联国家银行的念头，因为他的这个想法使各共和国大为惊骇，也使西方感到困惑不解，虽然他们对我国这位新的改革家是抱有好感的。
11月2日，我会晤了叶利钦，我认为像人们常说的，和他进行一次男人对男人的谈话的时机成熟了：
”你改变了政策，从所有谈妥了的协议那里后退了。既然这样，国家委员会、经济协议，统统都失去了意义。你迫不及待地想把经绳抓到自己手里，是不是？既然你如此急不可待——你一个人干好了。我要告诉你和其他的领导人：是我把你们引向独立的，现在好像你们不再需要联盟了，让它以后好自为之，也用不着我了。但是责任还在我们大家身上。”
叶利钦分辩说，他没有打算改变政策，他的话是算数的。这时，他并没有感到不好意思，竟同意说，在外交部的人员编制上是有些讲”过了头”。而且在其他几个问题上也都作了些退让，答应以后要三思而行，而最主要的是要进行协商。但他的”算数的”话连一句也没有兑现。
11月4日，在国家委员会上我决定继续就这个话题跟他谈谈。叶利钦故意迟到了15分钟，以玄耀自己的独行其是和对伙伴们的轻蔑态度。没想到他会来，我当着电视记者们的面致了开幕词，我的讲话敲了警钟：在极其复杂的情势下，我们正在做我们不该做的事。我们不负责任地利用了政变后和国共同工作而得到的资本，同样也利用了所出现的可能迅速摆脱危机的希望。政治游戏再次出现了反复，一条水渠横亘在面前。国家正奄奄一息，而国家委员会却在分崩离析。必须克服动摇，要果断地采取行动。各共和国必须协调行动。要尽快地签订协议，为挽救联盟的命运，现在就得考虑联盟机构的设置问题——外交部、内务部和国防部。不解决国家的关键问题，经济问题我们也无法解决。
我的大部分讲话叶利钦都听到了，显然很不合他的心意。他坐在那里，不是皱着眉头，就是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总之，会上的气氛很紧张。我想和他交换意见，请他发言，都没有成功。只有纳扎尔巴耶夫说：
”我们都很清楚。重要的是，您和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已经谈过并取得了相互理解。”叶利钦点了点头。
”好吧，”我最后说，”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精神行动吧。”
奇怪的是，关于会议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西方；”自由”电台解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