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杂录》第351页，《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94—495页。
1 同上，第351页；另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02—603页。（关于这一论述的日期，另参见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于1981年出版的“1949年以后毛的论著索引”第2卷中的讨论，第47页。）
1 《北京周报》，1964年第1期，第10—27页。参见《红旗》1963年第24期，第1—30页（“一分为二”这一词出现在第4—5页）。关于毛与这一报告的关系，见s.施拉姆：《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策（1978—1984）》，第44—45页。
2 《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中文版），第498页。
3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毛泽东的三次会见》，第499—500页。
1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5页。毛在其当时尚未公开发表的1960年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中，对宣传工具的影响力以及政治斗争的决定性领域——上层建筑，已经表示了同样的关心。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42—343页；杂录》，第266页。
1 这些是1967年5月出版的关于艺术和文学的“五个战斗性文件”中的两个。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指示的译文（这里稍有修改）见《北京周报》1967年第23期第8页。
2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10页。
3 同上，第217页。
1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98—499页。
2 同上，第587页。
3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8页。
1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582—588页。
2 同上，第597—598页。
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
在讨论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思想实质以前，向我们自己明确提出如下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毛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一决定同上文所阐述的大跃进及大跃进以后所出现的综合症之间有什么关系？他采取这种极端的行动路线是否因为他的思想受到了歪曲或曲解，或者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是因为某些现实问题在困扰着他——这首先是要惩罚并最终消灭批评他的那些人的愿望？
尤其在讨论毛关于辩证法、阶级斗争的那些正在变化的观点时，我已指出，在我看来，这两个过程的因素均在起作用，但主导因素是第二个。换言之，其思想的政治根源和心理根源显然要比理性方面的东西更为重要。正如一位中国作者所说的，人们使毛完全相信，只有他本人的观点才是对马列主义唯一正确的解释。在毛看来，任何不同意其观点的人自然是修正主义者。结果，“事实愈证明他的思想不能付诸实践，他愈把这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视为党内出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反映”。1
专政、造反和灵魂改造
在文化大革命形形色色的思想及政策发明中，以激进的方式号召怀疑党和各种形式的权威（主席的权威除外）是这场动乱之初最为引人注意的现象。回顾起来，毛对上层领导的否定并不像当时表现出来的那样广泛，尽管如此，他实在走得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