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同上，714页；另见《杂录》，第496页。
1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98、 688页；另见《杂录》第481、 470页。
2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96页。
1 《北京周报》，1968年第52期，第6—7页。
2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88页。
1 《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18—19页。
1 梁效：“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红旗》1974年第10期，第60页；另见《北京周报》1975年第2期，第11页。
1 靳志柏：“批孔与路线斗争”，见《红旗》1974年第7期，第32页。另见《北京周报》，1974年第33期，第11页。
1 廖盖隆：“历史的经验”，第147页。
2 约瑟夫·埃谢里克：“关于‘资本主义复辟’：毛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见《现代中国》第5期（1979年1月），第57—58、71—72页。
1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51页。
2 埃谢里克：“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第 66—68页。
3 关于毛在晚年的观点的这一论述与1982年4月和5月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其他地方进行讨论时，一些严肃的理论工作者通常表达的见解是一致的。另见廖盖隆：“历史的经验”，第135—136页。
1 关于这一问题，还可参见理查德·克劳斯的《中国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一书。他比埃谢里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作出了更为重要的贡献。对于以阶级出身为基础的阶层与“作为政治行为者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许多方面，克劳斯进行了极其敏锐的和富有启发性的分析。但我认为他的错误与埃谢里克一样，在于认为毛在其晚年主要以特权和对生产方式的控制（这些都是由干部从他们与国家的关系中获得的）为标准来划分阶级。
2 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第7—8页。
1 《北京周报》1976年第21期，第9页。
1 s.施拉姆的论文：“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论述了“忠”的含义，并较广泛地讨论了毛晚年统治的性质。参见第223—225、233—243页。
结 论 对毛的思想遗产的探索
“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的思想”一词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含义。首先，它是指在毛的漫长的一生中，由各个时期著作的原始资料所展现的毛本人实际上的思想。其次，它是指在中国，从50年代到毛逝世为止（或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特定含义的毛泽东的思想，即它是在特定的时期，如在1951年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和在其他公开发表的毛的讲话和著作，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当作“最高指示”的语录里的正统学说。第三，在目前的中国，它是指毛的全部著作中仍被看作正确的，并由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其他人在他们的著作中进一步作了补充和发展的毛的某些思想，不包括那些反映他晚年错误的著作。
在本章，我继续进行了在《剑桥中国史》第13卷最后一章开始的尝试，即分析了从1917至1976年，毛泽东思想在第一种意义上的发展。本章还探讨了建立在毛著作基础上的正统观念的变化问题。但在1949年以前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那时还没有官方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也没有对“毛泽东思想”如此正统的解释。现在，我的任务是要概括一下毛的理论贡献的实质，但是，我的这一做法是在与中国普遍采取的立场和方法相当不同的基础上进行的。
经常有人认为，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思想所采取的态度完全是武断的、随心所欲的和嘲讽的——换言之，被他们冠之以“正确的”毛的那些思想，是为了论证他们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制定的政策服务的。这种看法似乎过于简单。如今那些尽力对“毛泽东思想”进行解释和阐述的人，大部分都是在毛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几十年的老战士，他们除了要接受足够的毛的思想遗产以证明他们是毛的合法继承人以外，不得不将毛泽东时代的许多思想和实践内化和融入他们自己的思维中。因此，承认现在重新解释毛的思想有它的目的，即在符合马克思主义和适应中国需要的双重意义上确定毛的遗产中正确的部分，似乎不是不合理的。
然而，即使情况是这样，中国正在进行的对毛及其思想的重新评价的目的、逻辑性和判断标准，也是与本书完全不同的。在此，我要分析的是构成毛从1949至1976年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思想的本质。<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