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期人民解放军的非凡表现与同期众所周知的党政机构的软弱无力形成明显对比。所以，毛把林彪看成比刘少奇或邓小平更能干的组织管理者和更为忠诚的副手，并且把人民解放军作为政府机构学习仿效的楷模就不足为怪了。为此，1964年2月，发起了“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全国性运动。作为运动的一部分，政府机构以人民解放军的政治部作典范建立了自己的政工部门，这一机构负责政府官员的日常政治学习。政工部门中约30%至40%的职位由jūn_duì 转业干部或直接从部队借调的军官担任。1
林彪自然很乐意让jūn_duì 充当这一新角色。实际上，很有可能是林彪首先提议在政府机构中设立政工部门，更有可能是林彪提议将政府机构的政工部门统一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管辖。如果这一建议被采纳，将会大大增加jūn_duì 在政府事务中的影响，侵犯了党在这一领域内的传统责任。虽然刘少奇同意毛的决定，在政府机构内设立政治部，但他坚持政治部应由负责经济工作的党的机构来管辖，而不受jūn_duì 政治机关领导2。
尽管如此，“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倡议和政府机构中政工部门的设立使解放军和林彪对政府事务比50年代初以来的任何时期都具有更大的影响。1966年2月，人民解放军召开了一次讨论文化工作的会议，名义上只限于jūn_duì 内部的文艺工作，实际上对全国文艺界都有很大影响。31966年3月，林给一次全国性的工贸会议写了一封信，号召经济管理者们更积极地学习毛主义——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无足轻重的信件，但却标志着林对全国性的经济工作有了更大的发言权。4
激进的知识分子最初的毛联盟中的第二支力量是激进知识分子的小集团，到1966年年中，他们充当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裁判者和群众发动者。纠集这帮极左宣传家和作家的关键人物是毛的妻子江青，她很快认识到，毛与党的机构的紧张关系给她带来了可以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极好机会。
江青1937年去延安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之前，是上海的一个二流演员和文艺圈中名声不太好的女人。她与毛1938年的初次接触给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从舞台转向政治提供了机会。由于她复杂的背景，她与毛的婚姻遭到许多高级领导人的坚决反对，只是在她同意30年内不参加政治活动后，这桩婚姻才得以认可。1由于健康原因，她在50年代遵守了自己的诺言，但到60年代初，她健康状况好转（虽然脾气依旧），开始着手一项新的工程：改造中国文化。她承担这一任务，一是她早期的舞台生涯使之勉强说得过去，而主要则是毛对文化领域内的“修正主义”日渐不满，给了她实质性的鼓励与支持。
江对京剧改革的最初努力遭到一些颇有名望的表演家的蔑视和负责文化事务的官员的反对，新闻界对她也不屑一顾。2遇到这些阻力，江转而求助于北京和上海的一批较年轻而相对激进的文人。与那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年纪较轻，地位较低，较少从世界范围来看问题，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更彻底。自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来，出于信念和职业的原因，在有关学术和文化问题上，他们中许多人都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态度。他们在60年代初期文化气氛比较宽松时，经常与他们更具自由化倾向的上司进行论争。3
江青与这些激进知识分子中的两部分人发展了关系：一部分集中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包括关锋、戚本禹和林杰），另一部分集中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包括当时任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以及姚文元）。前一部分人学有专长，精通历史和哲学，与之相比，上海这一批人在新闻批评方面更有经验，更懂得创造性的艺术。在北京方面，多年担任毛泽东私人秘书和理论家的陈伯达促进了江青与这些人的交流；在上海方面，共产党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为他们的联系提供了便利，与其他许多领导人不一样，柯庆施在大跃进失败后，仍然紧跟毛。
1963至1966年期间，江青与她的文人小集团将主要精力放在文艺事务上，尤其是她感兴趣的京剧和其他表演艺术的改革。（在这一行动中，共产党中南局书记陶铸也支持了江青。）可是，随着毛与党的机构之间的对抗逐渐加剧，这些激进文人开始转向更为公开化的政治问题，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既批判毛的对手，同时也为文化大革命准备了理论基础。
毛阵营中的这第二支力量，用洛厄尔·迪特默的话来说，充当了“帝王亲信”的角色。1这些激进文人没有丰富的经历，政治立场比较教条和理想主义，除了通过江青与毛有所联系外，并无独立的政治声望。他们在现行的政治秩序中没有多大的既得利益，清楚地认识到反对现行体制比耐心地去适应更有助于他们飞黄腾达。一旦毛发现他们的忠诚、他们的宣传技巧、他们对激进理论的娴熟，使他们可以用作攻击党的机构的工具时，他们的权力也就增大了。
群众基础毛联盟中的最后一支力量，在 1966年年中和年底以前还处于隐蔽状态的是群众基础，主要由中国城市社会中那些自认为地位较低的人组成。似是而非的是，正是毛推动下出台的两项政策大大加剧了中国城市社会的紧张状态：学校招生和安排就业时要重新强调阶级成分；从郊区农民中招收一些临时工进工厂干活。实施这两项政策据说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
毛的群众基础中最积极的一部分是高中和大学里的学生。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运动主要出于年轻人正常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使他们与毛一样对地位优越的社会成员，对不平等，对60年代中似乎正困扰着中国的官僚机构的迟钝感到愤慨。毫无疑问，这些学生也很愿意得到因参加毛的反修运动而带来的地位与权力。
此外，60年代初期的教育政策也给中国学生带来分裂与痛苦。上小学和初中的机会增加了，而同时，高中和大学的招生人数却比大跃进时大大减少了，主要原因是国家在经济衰退时期要努力紧缩过大的财政开支。重点中学与非重点中学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前者的学生比后者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此外，在1964—1965年间，规定没有上大学和进工厂的中学生要大量送往边疆和农村，1这一政策成为后来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前兆。
往上爬的机会减少了——这就是永久送往农村的真正危险所在——广大学生便全力关心着晋升的标准。表面上，决定学生上重点中学、大学和安排理想工作有三条标准：家庭成分、学习成绩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