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谈判。张春桥以同意承认“工总司”而给了曹荻秋重重的一击，条件是他们的革命行动不得妨碍正常的生产任务——对于这个决定，曹荻秋除了同意之外别无选择。
在聂元梓到了上海之后，市政府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聂显然随身带来了揭露市教育局局长为修正主义者、指责曹荻秋庇护他的指示。在她抵达之后，一群激进分子接管了地方报纸《解放日报》，要求它印发聂的讲话。几天之后，市政府停止了抵抗。
然而曹的权力的垮台，并非主要是激进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行动所致，而是更保守的上海市民反动员的结果。在《解放日报》被占领期间，“赤卫队”和其他支持者们曾试图冲击报社大楼，把它从激进派手中重新夺回来。邮电工人拒绝分送载有聂的讲话的报纸。“赤卫队”要求曹拒绝向激进派“投降”，他对他们未作任何更多的让步。
根据安德鲁·沃尔德的认真研究，曹对这种两极分化过程的反应是，两派“送到他办公室的任何要求他统统签署”。1其结果是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组织纷纷提出经济利益方面的要求。那些降为临时工和被解雇的合同工工人要求恢复原职和补偿工资。固定工人四处活动，要求增加工资和提高利润，指责激进派干扰生产使他们的奖金减少。
在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爆发了武斗和骚乱，据报道，在一次有8个保守派分子被打死的事件发生之后，“赤卫队”呼吁进行了一次总罢工。这加上包围市政府的战略——以满足各派的要求——导致了上海市经济的崩溃：挤兑存款、抢购商品、供电和交通中断。到12月底，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已陷入一片混乱。
1 关于这两种组织形式的相互影响，参见哈丁：《组织中国》，第8章。
1 孙敦璠：《历史讲义》，下卷，第254页。
1 《中国大陆杂志选》第566期（1967年3月6日），第12—20页。
2 对红卫兵暴力的描述，见戈登·a.贝内特、罗纳德·蒙塔珀图：《红卫兵：戴小艾政治传 记》；肯林：《上天的报应：一个中国年轻人的日记》；《红旗》1980年10月19日，第32— 36页。
1 关于红卫兵运动内部的分化，见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罗森：《红卫兵的派性》；安尼 塔·詹：“中国社会结构的反映：广州学生变化中的看法”，载《世界政治》第34卷第3期 （1982年3月），第295—323页。
2 “中国社会结构的反应”第314页，表2。
1 高英茂：《林彪》，第346—350页。
1 迪特默：《刘少奇》，第132页。
2 关于党的官员对红卫兵运动的反应，见帕里斯·h.张：“省级党的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 的生存策略”，载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英》，第501—539页； 理查德·鲍姆：“困难条件下的精英行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挡箭牌’教训”，载斯卡拉皮诺 编：《精英》，第540—574页。
1 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85页。
1 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59—262页。这几个日期与利伯萨尔说的不一样，是孙敦璠的 说法，见《历史讲义》，下卷，第255页。
1 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40—45页；杰罗姆·陈编；《毛泽东》，第91—97页。
2 孙敦璠：《历史讲义》，下卷，第255页。
3 关于十月工作会议以后的事件，见多比尔：《文化大革命史》，第3章；迪特默：《刘少奇》， 第5章；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118—129页。文革升级也反映在这一时期发布的中 央指示中，见“文件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