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0年6月23日，西方有些解释错 误地把这些1亿受害者的责任只归于文化大革命；见《华盛顿邮报》，1980年6月8日。
1 关于工农业产量的统计数字引自（小）阿瑟·g.阿什布鲁克：“中国：经济现代化和长期 成绩”，见（第97届）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四个现代化下的中国》第1卷，第104 页。关于国家收、支出和投资的统计数据来自1984年3月19日《北京周报》，第27—28页。
2 罗伯特·迈克尔·菲尔德、凯思林·m.麦克格林、威廉·b.阿布尼特“中国的政治斗争 与工业增长（1965—1977）”，见（第95届）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毛以后的中国经 济》第1卷，第239—283页。
3 关于文化大革命对教育制度的影响的讨论，引自玛丽安·巴斯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济 困难和教育改革中的政治理想”，载《中国季刊》第42期（1970年4—6月），第16—45页。
1 《一场大审判》第182、183页。
1 关于清洗率，见贝内特：《中共第八、九和第十届党代表大会、党章和中央委员会》；唐纳德 ·w.克莱因、洛伊斯·b.黑格：“第九届中央委员会”，载《中国季刊》第45期（1971年 1—3月），第37—56页；斯卡拉皮诺：“中共领导层的变化”；泰维斯：《中国的省级领导 层》。
2 理查德·k.迪奥：“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界杰出人物的影响”，载《中国季刊》第42期 （1970年4—6月），第65—87页。
1 戴维·邦纳维亚的《北京裁决：审判“四人帮”》一书中此类材料随处可见。
2 《一场大审判》，第21页。
3 福克斯·巴特菲尔德：《中国：在苦海中生存》，第348页。
1 贝内特、蒙塔珀图：《红卫兵》，第214—217页、222—224页。
第三章 中苏对抗：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战争与外交
在文化大革命的“活跃期”（直到1969年），中国由于被内部动乱耗尽了国力，在外交政策方面有意采取了低姿态。文化大革命的外交政策是尽可能减少外事。中国故意在外交上孤立自己，把外国人挡在国门之外，降低与其它国家贸易往来的规模，避开一切国际性组织，用毛主义的华丽词藻代替切合实际的政策手段。一时之间，中国不再是全球政治甚至不是亚洲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员了。
然而，对这一简短时期的研究，可以清楚说明中国外交政策的几个事实真相。其中之一是，中国的内部发展与国际环境的互相依赖和互相渗透。1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内部事务上，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也有部分国际因素，它的发起时间因中国之外的事态发展而被推迟，其影响不但被中国的邻国直接感受到了，而且被离北京非常遥远的国家和外交部门强烈地感受到了，它的方向因1969年及1969年以后的战争威胁而突然发生了转变。
另一个事实是，中国的内政和国际活动深受美苏两国的政策和行动的影响。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在1965年曾引起中国领导层战略性的争论。这场争论促使领导层分裂成支持和反对文化大革命路线的两派；1968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引起了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沿中国边界集结军事力量的恐慌，并促成了次年初中国jūn_duì 乘苏联人不备对珍宝岛的袭击。俄国人出人意料的强烈反应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的结束。
第三个事实是，文化大革命影响了中国高级官员的命运。他们中的许多人自愿或被迫地对外交政策问题发表意见，仅仅是为了有效地参加各派之间紧张激烈的斗争——这是整个60年代中国政治的特点。因此，一旦清洗阶段来临，他们就使自己易受毛主义者和红卫兵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