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1期（1967年7—9月），第 219—221页；第32期 （1967年10—12月），第225—226页；第34期（1968年4—6月），第192页；第35期 （1968年7—9月），第194—197页；拉金：《中国与非洲》，第125—147页。
3 罗杰·m.史密斯：《柬埔寨的外交政策》；迈克尔·莱弗：“柬埔寨与中国：中立主义、‘中 立’和国家安全”，见a.m.哈尔彭编：《对华政策：六大洲的观点》；迈克尔·莱弗：《柬 埔寨：寻求安全》；梅尔文·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生存的政治：外交政策相互影响研 究》，第3章。
1 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77—78页。
2 同上，第79—81页。
3 同上，第121页。
4 同上，第121页。
1 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4章。
2 约翰·h.巴杰利：“缅甸与中国：一个小邻邦的政策”，见哈尔彭编：《对华政策》，第303— 328页；罗伯特·a.霍姆斯：“1962年以来缅甸的对华政策”，《太平洋季刊》第45卷，第 2期（1972年夏），第240—254页；林恩·b.帕斯科：“中缅关系（1949—1964）”，见安德 鲁·科迪埃编：《哥伦比亚国际问题论文集（1965）》；弗兰克·n.特拉格：“中缅关系；友 好时代的结束”，《环球》第11卷，第4期（1968年冬季号），第1034—1054 页；贾斯特斯·m.范德克罗弗：“中国在缅甸的颠覆活动”，《印度共产党人》，第3卷，第 1—2期（1970年3—6月），第6—13页。
3 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107—108页。
1 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114页。
2 同上，第 115—116页。
3 同上，第116页。
4 同上，第117—118页。
1 梅尔文·格托夫：“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外交部和外交事务”，见鲁宾逊：《中国的文化大 革命》，第317—318页。（以下简称《外交部和外交事务》）
2 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18—322页。
1 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22—325页。
2 当时只有黄华一人未被召回的原因，现在仍不太清楚。也许是中国领导人认为，在国门之外至少需要留下一名资深的观察员，尤其是在中国在非洲惹出的麻烦已迫使那里的许多外交 人员撤回国内的情况下。
1 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26—331页。
2 同上，第332—336页。
3 同上，第347页；托马斯·w.鲁宾逊：“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见鲁宾逊编：《中国的文 化大革命》，第259—265页。
1 托马斯·w.鲁宾逊：“武汉事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方冲突和省级官员的造反”，《中国 季刊》（1971年7—9月），第413—438页。
2 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47—351页。
3 《红卫报》，1967年9月15日。
4 于尔根·多梅斯：《中国国内政治（1949—1972）》，第188—199页。
5 格托夫：“外交部和外交事务”，第364—366页。
中国外交政策的低谷（1967—1968年）
1967年夏季内乱之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国实际上在国际社会没有任何作为。但是，中国外交政策的真正悲剧是，1969年初中国人自己挑起的中苏冲突本来是不必要的和可以避免的。1969年3月初的中苏边界冲突引起了俄国人军事上的强烈反应，使此后十年中国的外交政策丧失了主动权。这次冲突几乎完全是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内部政治问题和毛自己不明智的决定造成的。在此，我们先简要论述一下1968年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几件与对外关系有关的而在时间顺序上并不相联系的事情。
1968年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最疏远的一年。尽管官方发布了禁令，暴力活动仍不断发生，甚至党和政府的重建工作也是过了很长时间才正式开始的。1中国实际上已把政策手段的作用降低到了零。北京只能旁观国外的事态，不时地发表一些评论，并开始恢复与前三年内和中国失和的那些国家间的关系。对于美国，中国只讲它干的坏事，主要是与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作用有关的一些事情。2所以，中美关系没有任何改善或热起来的迹象。直到1968年夏苏联人推翻捷克政府之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对于越南，北京担心的仍是河内可能会与美国认真谈判，而不利用美国停止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