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断传出有关中国内部对美、苏的看法的争论情况；1但是北京的领导人似乎在忙于处理当时正在进行的派系斗争及其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尚无暇对中国的安全状况作出明确的评估。只是到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他们才注意中国的安全问题，因为当时同时出现了下面三种情况：（1）中国党政权力机构的重新组建；（2）美国国内不断高涨的厌战情绪预示着美国将从越南撤军；（3）苏联在中苏边界争议地区不断集结jūn_duì ，心怀叵测。
（毛提到尚未解决的领土纠纷问题和中国针对苏联的仇外情绪引起了苏联的恐慌），苏联1965年初开始在中苏边境加强军事部署。早在1966年初，中国发言人就注意到了苏联在原来防卫力量较少的中苏边境的增兵活动。苏联增派地面部队是准备使用的，首先是进行带有挑衅性的边境巡逻。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随后发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即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使苏联有可能发动针对中国刚刚起步的核武器研制计划的威胁性的、讨伐性的军事进攻。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周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开始将苏联说成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即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帝国主义的国家，认为苏联很可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突然袭击。
在此情况下，周开始重新考虑在与两个超级大国关系中坚持“两大敌人”的概念的后果。尽管中国在其声明中仍然强调美苏之间的所谓“互相勾结”，但是，苏联直接的军事挑衅与美国对中国所造成的威胁显然是大不一样的。虽然莫斯科不会轻易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反对中国，但是中苏之间漫长的边境线，使中国极易受到攻击。1945年的满洲之战，使苏军总参谋部十分熟悉中国境内一些可能发生战斗的地区的地形。另外，苏联还掌握所有中国武器体系运作的详尽情况。尽管苏联东部地区远离其军事供给线，但是不久苏联的后勤供应能力便会得到改善。更为可怕的是，1969年夏苏联人已在从东欧到中亚一线重新部署了轰炸机。美国情报机构认为这些部署可能是在作袭击中国核设施的准备。1美国主要依靠其部署在远离本土几千英里外的空军和海军力量“遏制”中国；而苏联则有其固有的地理优势，它的军事力量（包括地面部队、空军和核武器）就部署在苏联本土上，对中国的工业中心和北京新兴的战略武器都构成了长期的直接威胁。
这些潜在的危机导致了1969年冬的边境流血冲突。这次冲突是因争夺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而发生的。正如第三章所述，3月的敌对行动很可能是中国方面首先挑起的；中国人似乎想不仅是在口头上、而且要在行动上警告苏联的军事集结所造成的危险。然而，苏联方面随后敌对行动的不断升级和莫斯科苏军总参谋部的公开警告，使大规模毁灭性的冲突随时都有可能发生。8月末，在新疆发生的争端以及苏联官员私下做出的有关可能对中国发动惩罚性战争的不祥暗示，表明情况越来越糟。北京的官员看来是真的担心莫斯科会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了。
中国对苏联军事、政治压力的不断升级主要做出了以下三点反应：（1）在近期，通过与苏联直接谈判以控制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2）从长远考虑，在不过分惹恼莫斯科的前提下于中苏边境部署大批装备精良的军事力量；（3）主动积极从事政治、外交活动，包括直接向华盛顿作出某种表示。这三方面的工作在同时进行，然而第三条，也许是最关键的一条“腿”却行动得最为缓慢。
1969年夏是中国最有可能受到苏联突然袭击的时期，但是直到1971年春末，北京才明确表示准备接受美国的高层使者。为什么时间拖得这么长？首先，新上台的尼克松政府对中国想重新改善与美国关系的最初表示没有迅速作出反应。1968年11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国准备来年2月底恢复与美国在华沙的大使级谈判。更重要的是，这位发言人还说中国有兴趣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发展国家间关系的准则，但6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对美国的政策中却缺乏这一点）的基础上与华盛顿达成协议。尼克松新政府虽然同意了北京提出的谈判时间，但是尼克松总统原先的对华看法减少了中美关系近期改善的可能性。1969年1月24日，中国一位低级外交官在荷兰寻求政治避难；中国为此提出了抗议，但是一直等到2月18日（预定恢复大使级谈判的前两天）才宣布不参加谈判。一直到1970年1月华沙谈判才得以恢复。
尽管中国寻求中美和解的意向比较明显，但是美国对中国最初的和解表示却未能积极响应，从而妨碍了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积极外交政策的实施。50000447_0429_0110月19日，中国打破了对美越巴黎和谈长达5个月的沉默，第一次含蓄地声明支持美越通过和谈结束战争。11月底，北京重新发表了毛泽东在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其中有段引人注目的话是：“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此外，北京将美国描绘成一副孤独、衰败的景象，并发表了尼克松宣誓就职的演说词以资证明。
然而1月底，毛自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第一次公开露了面。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大型聚会表明上层可能存在着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可能是国内外事态发展造成的。当中国取消即将开始的中美华沙谈判时，它的外交政策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外交人员的叛逃被说成是“美国政府精心策划的严重反华事件”，尼克松与林登·约翰逊被视为“一丘之貉”。对美国的评价重又强调了美苏“勾结”；而这一点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是不怎么提了的。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所倡导的强硬外交政策的特性。随着1969年初中苏紧张局势的不断加剧，中国外交政策短暂的缓和趋势停止了。中国越来越立足于战争了，其突出表现是沿中苏边境集结军事力量。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开始认真地在内部对中国的战略和外交政策做出广泛的重新评估。1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及其亲信完全控制了军事指挥部门，实际上在中国国防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上取代了其他几位尚健在的元帅。最大的牺牲者是陈毅，他是外交部长，是周恩来最亲密的政治盟友之一。他虽然受到了冲击，但仍是中国军事事务上的一个骨干。1968年后期，国内政治有了一定程度的稳定，中国外交政策又开始趋于正常。中苏边境冲突爆发以后，周恩来立即将能起主要政治、战略作用的陈毅放到真正能起积极作用的位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