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曾说过，那个时期是对北京有利的时期。中国的克制态度，呼吁爱国主义和国家统一，最终希望将台北带到谈判桌上。1978年12月15日发表的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的措词，又增加了中国人的这一乐观思想。公报中说：“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而，明确承认中国地位的语言取代了《上海公报》中的含糊词句，所有“与台湾的商业、文化、贸易以及其他关系”都将“通过非官方途径进行”。1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台湾宽宏大量和几乎仁慈的未来政策的动机是不言而喻的。1979年1月1日即中美关系正常化和美国不再承认台北政府的那一天，中国开始向台湾呼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标志着大陆对台湾占领的金门和马祖岛海岸炮轰的结束，并保证“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2这些声明和其他声明表明中国对美国倾向于和平解决台湾未来很敏感，但这些声明强调北京的信念，即“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和重新统一祖国完全是中国的内部事务”。3
邓认为，与台湾相关问题的不确定性比中国安全的增强和他本人的国内政治地位更为重要。邓说中美两国都“从全球的观点”出发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与1972年毛泽东在与尼克松和基辛格会谈时所表达的观点一致。50000447_0462_34当中美关系首次获得重大突破时，国家安全原则便决定了这一进程的方向和势头，这一原则允许让步和冒险，否则要实现它是极为困难的。在邓看来，美国决策中布热津斯基比万斯占上风是中美关系的最好保证。与基辛格不同，布热津斯基实际上没有与苏联领导人取得相类似的谅解的意图。这对伙伴即中国的脆弱和需求与美国总统热望建立与众不同的全面外交关系之间的合作已经开始，拥护更密切的中美关系的人在各自的政府中取胜。
1978年12月中旬，即将宣布中美建交之际，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在国际上的胜利也在这次全会上充分反映出来，中国政治的潮流决定性地偏向邓小平一边，他的经济改革和重新调整，以及把他关键性的政治搭档（包括胡耀邦）安排进政治局的计划现在得到了认可。新上来的党的副主席陈云及时压缩了1978年春由华国锋提出的宏大的发展计划。不过，外交政策的突破与其说是邓的国内政治力量加强的源泉，还不如说是一种反映。卡特政府的建议及让步对促进关系正常化的过程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邓在国内地位的巩固使他拥有这种权力，没有这种权力，双方就不能达成共识，也就不能发生1979年1月邓那次极为成功的美国之行。
中国对越战争
邓试图立即考验这种新的关系。在邓1月份访问华盛顿和东京期间，他非常关注中越边境日益升级的紧张关系。1978年12月初，《苏越和平友好条约》签署。随后，河内于12月底侵占了柬埔寨。这证实了中国关于“大小霸权主义者”的侵略意图的断言。由于中美建交协议的缔结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邓更无顾忌地表示中国决心“给越南一次教训”。在没有获得华盛顿或东京认可和同意的情况下，中国开始准备对越南发动一次进攻。
这次战争始于1979年2月17日，到3月15日结束。时间不长，但伤亡惨重。它使中美开始和解以来长期潜伏着的中越关系的恶化达到了极点。自从基辛格秘密访华，特别是尼克松访华以后，河内的领导人意识到中国与越南的利益开始发生分歧。尽管北京在70年代初仍试图与河内维持着在几十年反西方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政治关系和私人联系，但越南的需求愈来愈被置于中国更广泛的安全考虑之下——这种考虑始于与华盛顿的关系。1974年1月，中国突然夺取了当时由越南占领的南中国海（即中国南海——译者）西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然而这无助于消除河内对北京更为长远的意图的疑虑。这样，越南战争后争夺东南亚地区控制权的斗争就实实在在地展开了。
名义上，这场斗争的焦点是柬埔寨。1红色高棉武装在1975年春取得了胜利，并迅速而残忍地推行一种可怕的原始农业共产主义制度，对柬埔寨社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最终导致了近100万柬埔寨人的死亡。红色高棉的极端仇外行动主要针对越南人，波尔布特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决心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根除越南的影响（包括现实的和想象的）。红色高棉需要外部支持，这不可避免地使它与北京的关系更加密切，因为70年代中期北京残余的激进主义和潜在的排外主义与正在柬埔寨实行的教条式共产主义极为相称。因此，北京的内部斗争在印度支那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后果，这表现在中国愈来愈支持金边的极端主义政府。“四人帮”倒台后，形势仍未好转，因为缺乏经验的华国锋很快就与红色高棉签订了重要的、新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协定。
的确，中国和柬埔寨除了在意识形态上具有人们所推测的一致性外，双方都强烈地敌视越南。1977年党的十一大之后，邓在政治上重新崛起。在寻求平衡（如果不是协调的话）北京与从前的河内盟友的政治和安全需要方面，他并没有表现出周恩来的灵活或敏锐。越南在1975年取得全国胜利后，就认为没有必要与中国保持先前的关系了。尽管直到1977年底或1978年初，越南倒向莫斯科还是态度暧昧或可以逆转，但趋势已很明显：越南试图与苏联结成联盟，（包抄中国），以减少来自北方的强大邻国提出的挑战。而且，苏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使越南能筹划推翻波尔布特政权，并在金边建立一个亲越政府。
到1978年春，北京和河内为避免双方关系出现严重破裂所作的一切努力已告结束；双方领导人都一心一意地寻求必要的外部支持以实现他们的长远目标。邓对越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