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中国（而不是越南）不得不调整它的政策。由于1978年底无节制地购买外国设备和技术，中国的税收负担已很重。中越战争中更新所损耗的设备的费用更使中国的预算来源几近枯竭。不断增加的预算赤字以及过分注重形象的外交政策加重了在新的政治形势下中国潜在的负担和危险。当初与美国和日本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所带来的喜悦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冷静地估价与两国关系的潜力，特别是经济领域的潜力。早在1979年2月，中国官员就私下通知日本公司由于预算的限制，中国不可能及时履行建造工业工厂的合同。由于对越战争的代价已完全清楚，因此需要大量缩减基本建设和购买技术的资金。这一问题马上成了决策议程的中心内容，从而导致6月份宣布实施为期3年的“经济调整”政策。1
中苏关系的迂回曲折
虽然华国锋因在 1978年制定雄心勃勃的《十年发展规划》而首当其冲，受到了最主要的批评，但此间邓的政治威信也受到损害。 1979年4月初，卡特总统签署了由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这一法案所包括的条款和义务（特别是关于台湾的安全）大大超过了卡特政府原来所期望的以及中国原来所预料的范围和程度。1早在3月中旬，中国外交部就在私下和公开的声明中警告说，该法案“违反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这对中美两国刚建立的新关系是“很有害的”。24月份在会见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时，邓重复了这些警告，并提醒他们，该法案实际上使中美关系正常化协定失去效用。3与此同时，中美关系的全面恢复以及中国对越南的强硬外交都没有导致美国外交政策议程中更广泛的亲北京倾向。甚至在默许中国今后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方面，华盛顿的官员们仍持谨慎态度。因为他们担心这种默许只能进一步激化这一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形势。此外，卡特政府竭力达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邓和其他领导人强烈反对这一条约）表明，卡特政府优先考虑的是制定美国自身的政策，而不是巩固与北京的关系。
因此，与美国的这种新关系似乎是喜忧参半，它很可能损害邓的政治声誉，如果不是他的领导地位的话。邓比其他高级官员更热衷于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包括与西方开展更广泛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在取消或延期与外国公司签订的合同以后，这些机会似乎是靠不住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和西欧公司由于合同被取消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尽管它们在中国较早地获得了立足点）。而且，邓对南部邻国的好战姿态与他希望在少受苏联压力干扰的情况下实施发展计划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建议恢复与苏联的谈判。1979年4月3日，外交部长黄华通知苏联大使，中国打算使1950年签订的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黄华强调了中国的“一贯主张”，“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并建议“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1这样，中国主动要求就中苏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不附带条件的谈判，这与1969至1978年之间的边界谈判不同。
尽管在70年代中期北京和莫斯科都定期地努力减少或至少控制边界的军事紧张关系，但是两国都不愿给对方的友好表示以回报。在中苏关系的原则上，莫斯科赞成比较宽宏大量甚至有点夸张的提法，但中国发言人反复表示不能接受这些提法。即使边界谈判仍不定期进行，但由于双方提出的要求和条件相互冲突，这使得他们进退两难，一筹莫展。中国的建议更为慎重和有限，最引人瞩目的是，1975年12月中国送回一架苏联直升飞机的全体人员（1974年初，这架飞机因迷失方向进入中国领空。中国外交官承认，原先对他们进行间谍活动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因此要释放他们）。但是，这样的善意姿态是罕见的，即使有的话，一般只在中等外交级别上进行，没有来自高层政治领导人的支持表示。
因此，外交部的主动做法必然反映上级的决定：即试探一下与莫斯科改善关系，或至少为更广泛地讨论国家关系开辟渠道。确切地说，这与毛去世后不久中国断然拒绝莫斯科的主动步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从60年代双方关系恶化以来，大门至少第一次微微开启了。
河内与莫斯科的关系日益密切，这可能使邓意识到，需要适当缓和与苏联的紧张关系。然而，由于经济倒退、中越边境战争以及领导层内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日益不安，邓出乎意料地在政治上处于守势，因此邓更有可能同意那些外交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削弱了他旨在加强与西方安全合作的计划。1事实上这种通过与莫斯科谈判来稳固中国的安全情势的尝试明显带有党的副主席陈云（他是经济调整政策的主要制订者）的印记。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陈就强调中国在购买外国设备方面“必须逐步走”，明确反对《十年发展规划》中包含的过热的建设速度。2同样重要的是， 1979年4月中旬，中国宣布恢复已去世的外交部官员王稼祥的名誉。1962年，王稼祥和陈云一道主张中国应缓和与它的外部敌人的紧张关系，以便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解决国内经济危机上。
如果中国愿意在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谈判，那么莫斯科似乎必须对北京的建议作出积极反应。即使谈判会引起越南的猜疑，中国愿意讨论重大问题还是明显地对莫斯科有利，因为这也意味着中美和解是不稳定的，有其局限性。但在1979年12月中苏谈判开始时，邓小平再次掌握中国大权，因此北京立刻指责苏联在谈判中缺乏诚意。事实上，邓起初可能对这样的谈判表示默许，因为他相信莫斯科在关键问题上会固执己见，毫不让步。然而，由于那个月底苏联发动了对阿富汗的侵略，这使谈判无限期地被延期了。
甚至当邓同意进行中苏谈判时，他仍继续试探与美国发展更为全面的关系的可能性。在4月份会见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时，邓首次提出与华盛顿进行公开的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包括访问军港，购买美国武器（包括先进的战斗机）以及（颇具讽刺性的）在中国领土上用美国监测站以核查苏联执行武器控制条约的情况。3 邓认识到这三项建议都带有实质性的问题，并具有敏感性，特别是在《与台湾关系法》通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邓也知道美国的政策仍继续阻止向中国出售任何军事武器。而且，中国在大量削减预算的同时不可能大规模地购买武器。但是他们的大胆建议意味着他想做中美关系中异想天开的事。美国是否认为中国如此可靠和重要，所以应向它提供很敏感的技术、甚至主要的武器设备，或至少表示它愿意考虑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