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本章后面将对资本—产出比率高速增长的原因进行探讨。工人物质刺激的减少和计划不当，只是一部分原因。可以在条件更差的地方开发新油田，也可以在地形条件极差的地方修建新铁路。但无论如何，国民收入增长率明显地下降了，而由于投资率提高，消费资金几乎没有什么可增长的了。
实际和名义工资与农村集体收入
表16 （每年以元为单位）
国防开支迅速增加，也使60年代后期的消费额进一步压缩；据西方的估计，国防开支在1965年为240亿元，1971年增至400多亿元。如果这些开支大部分投入到军备生产的话，它的增长也将促进资本—产出比率的提高。不管是什么情况，林彪的倒台使国防开支增长到了头。1972年军费预算减少了几十亿元；到1979年中国打入越南，军费预算一直稳定在400亿元左右。
从表16的工资和农业收入的数据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消费方面的一些情况。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农村集体的收入每年都在增长，但增长率仅为平均2％以下。由于就业工人在家庭成员中的比率增大，城市的收入实际上也有所增长。总而言之，在1957至1978年间，国民消费量在人口增长率为2％的情况下，以每年年均4.5％和人均2.5％的比率增长着。1年均2.5％的增长率，将使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每28年翻上一番；与美英19世纪的水准相比，这个成就不可谓不很重大。但年均增长2.5％距年均增长5％的承诺相差甚远，后者似乎是中国参考50年代苏联的增长模式提出的。5％的增长率，将使人均消费量在1952至1980年之间提高4倍，实际工资也将走出停滞状态。
1 有关这个模式的最优秀的也是相当简明的论述，参见海韦尔·g.琼斯：《现代经济增长理 论导引》，第110—119页。
1 如果进口占国民收入5％，投资占30％，而且全部进口是由需要投资的产品构成的话，那么， 投资的16.7％将由进口提供（5/30），而其余的则靠国内自产。
2 中国的数据表明，全部进口的80％是“生产工具”，但是，中国的数据中包括许多中性产品， 如纺织纤维、橡胶等。
3 这些数据来自霍利斯·切纳里和莫里斯·赛尔奎因：《发展模式（1950—1970）》，第192— 195页。
1 机械、设备和科学仪器的进口额，从1966年34870万美元，跌至1968和1969年的13600 万美元和13180万美元，此后，在1970年又急速回升到27660万美元〔美国中央情报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手册》（1972年12月），第25页〕。
1 在这几个时期，中国物价的增长率非常有限。
1 这些消费估算，是采用中国对实际国民收入指数的估算获得的，去掉供积累使用的资金，从 而得出一个消费指数。中国在编排国民收入指数时，使用方法对增长率略有夸大，因而，消 费增长率也被夸大了。
工业战略的变化（1977—1980年）
1976年下半年，毛去世。这以后的两年中，与以前相比，工业政策只发生了有限的变化。从工业战略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变化是越来越重视出国学习国外的技术和重新依赖物质刺激促使工人农民工作得更加努力、更有成效。
然而，在1977和1978年，计划制定者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强调点的变化对工业投资政策的意义。他们这时的想法体现在调整和贯彻毛去世前制定的“十年规划”（1976—1985年）之中。1到1985年，钢产量翻了一番多，达到6000万吨，仍然被视为工业发展的“关键环节”。计划中的120个大型工程中，钢铁联合企业占了10个，有色金属联合企业占了9个，铁矿占了8个，油田和天然气田占了10个，发电站占了30个，新建货运铁路占了6个，重要港口占了5个。这10年中，仅其中8年的总投资额便将“大大超过”前28年的投资总额。简言之，这个十年规划简直就是苏联式的对重工业进行高投资的计划。
起草这个规划时是否经过审慎思考是值得怀疑的。众多重要的计划制定者仍有待于恢复名誉和给予有实权的官职。统计数据仍然是在地方一级搜集的，但这些数据并未被反复核对过，甚至数据的编制往往也不是在国家一级进行的。2
这个计划质量之差从一个地方便可看出：计划把十个新油田——“十个新大庆”——的指标当作目标提出来。十个新大庆意味着，石油产量将从年产1亿吨增至年产4亿吨左右。这些新油田事实上只是白日做梦罢了。近海的勘探工作尚未开始，岸上的勘探工作也不充分。一个大庆尚未出现，更何况十个大庆了。这些油田只好留待时机成熟时再开发了。1978年初的实际情况是，中国石油产量正值高峰期，在1982年，中国至少全力以赴才能维持产量不下降；但是，规划却是以提高几倍为基础的。中国已经没有大量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