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第三级，在所谓弥补文化大革命10年损失的努力中，这些数目都在反向变动。那些认为对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的意见受到特别重视。全国入学总人数从1976年的56.5万人上升到1981年的130万人，同期高校数目从392所上升到704所。3国际发展方面的专家们认为，像中国这样规模的国家应有约200万大学生，这是1990年的目标。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次直接转向西方资本主义，把其作为获得援助和专门技能的来源。世界银行给中国提供的第一批贷款是用于高等教育的，用于购置设备，并为进一步发展全国电视大学网络提供资金。在1978至1981年间，有1万余名中国学生和学者被派到国外学习和研究，大多数去了西方国家和日本，到美国的人数最多。1
在这一体制中，其他各级所必须坚持的集中统一的倾向，在高校一级也是明显的。国家统一的课程由教育部准备。全国的学生和教师都得接受其不可改变的规程，正如他们在50年代时首次引入中央统一课程时那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9章中有阐述）被取消了靠半工半读教学大纲维持的全省分支网络。保留下来的主校采纳了这种统一的课程及教育部颁布的“正规”农业大学的全日制教学大纲。
同时，大学知识分子从至少老一代认为是被毛主义压抑的30年中解放了出来。实际上，所有过去的右派分子和阶级敌人都被平了反，分配了工作。所有这些人都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而且他们的生活及工作条件很快得到了改善。不过，很多人仍不满足似地回顾他们的过去，看看国外同行，比比自己，仍不甘心。他们的这些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与毛以后领导人的兴趣是一致的，他们想使西方技术成功的秘诀适用于现代化建设。而他们初期的努力是巩固某些教育制度的特色，这一制度最早是50年代从苏联模式中吸取来的；与此同时，他们试图把西方教育特色尤其是美国教育特色掺到苏联模式中去。这个有争议的混合物，究竟能演化成什么样的新形象，仍有待来日决定。
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方式已经不满意或不赞同了，这表现于70年代后期在现代的口号下而被奇妙地恢复了的一场本世纪初的论战中。所辩论的问题是，中国社会要有多大变化才能使西方科技满足其经济繁荣的希望。1983年，党的领导人十分忧虑地发起了一场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其目的之一是反对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的一切东西。但在一件事情上，现任党的领导和大学知识分子是完全一致的：根据延安经验而取得的任何经验应该坚决地放回到最初产生它们的农村中去。
就业与青年
在农村，年轻人从童年开始就成为劳动力，实际上，他们辍学是为了从事各种不同的农副业，以增加家庭收入。在城市，这样的机会就不太多。毛以后的政府在处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方面采取与其前任十分不同的策略。文化大革命10年提供了一个双管齐下的解决方案。第一个措施是促进中等教育的普及，当时的原因是担心青年人可能会上街。中国学校当局和香港被采访者均引用过这个原因，说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当1978—1979年首次宣布政策时，一些地区起先拒绝减少中学的招生名额。第二个措施是文化大革命10年中采取的把城市青年分配到农村去工作的做法。
为文化大革命10年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付出代价的是几百万年轻人，他们从来就没有与农民结合为一体，即使他们可能学会了与农民一起生活。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逃离农村。正是在这批知青中（在文革十年中下乡的），产生了不同政见的倾向——虽然他们几乎仍然遵守老的毛主义“造反有理”的口号。这个口号在60年代后期把他们鼓动了起来。有些人要求社会主义制度自由化，有些人坚决反对这种要求。
实际上，所有的这一代人都回到了城市，即使他们自己没有找到回城市的途径，但由于1978—1979年政策的改变，他们仍会被允许返城。他们的返城引起了一个大量失业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后来允许他们从事个体或集体经营而逐渐缓解，而以前这是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而禁止的。城市的知识青年以后都允许留在城市。可是，还得寻找办法来处理许许多多在早熟年龄走出校门，而生活又无多少前景的年轻人的问题。理想的解决办法是，既降低出生率，又提高城市就业机会。同时，小学入学年龄在70年代后期正式规定为6岁，但后来，为与缩减中学入学名额的决定相协调，很快改定为7岁。这使年轻人“步入社会”推迟了一年。但是，他们的问题依然存在。
据说这些年轻人无视法律的情况呈上升趋势。这一趋势在1983年下半年被一场全国性打击犯罪运动暂时制止了。但是，由于没有再给青年下乡运动赋予政治意义，因此当政府号召城市青年自愿去边疆地区落户时，并没有指望得到热情响应，这次是号召帮助开发偏远的青海省。碰巧，这一号召与打击犯罪运动同时发生，大量城市犯罪青年被送往青海以接受改造和教育。因此，1966年以前那些决定城市的失败者和落伍者命运的迁移计划所没能实现的意图，现在立即在恢复实现。大学行政当局1980年的报告说，甚至在国内的精英中，说服他们的毕业生到远离家乡的地方接受毫无吸引力的工作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毛以后的官方信条认为，一个人能通过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为国家的利益服务，这个信条不是没有弊端的。但是，党的领导人不承认其中有些社会问题是他们自己政策矛盾造成的结果，反而发动反“精神污染”运动，反对一切机械地照搬西方的东西，并驳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