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研究杂 志》第41卷第2期（1982年2月），第264页。
1 詹、马德森和昂格尔：《陈村》，第272—273页。
2 同上，第276—279页。
1 多姆斯：“公社的新政策”，第264—265页。
2 有关照顾老人的安排的详细研究，见德博拉·戴维斯—弗里德曼：《长寿：中国的老人与共 产党革命》。
3 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5月1日颁布的婚姻法的译文见杨：《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家庭》， 第221—226页。
1 见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155—199页。
1 见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200—221页；朱迪思·斯特西：《中国 的家长制和社会主义革命》；凯·安·约翰逊：《中国的妇女、家庭和农民革命》；玛杰里· 沃尔夫：《把革命放在次要地位：当代中国妇女》。
2 戴维斯—弗里德曼：《长寿》，第34—46页。
3 费孝通：“关于中国家庭结构的变迁”。译文见《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第16卷第1—2期 （1983—1984秋冬季号），第32—45页。
1 戴维斯—弗里德曼：《长寿》，第85—95页。
2 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138—154页。
1 怀孕很长时间后做流产和杀女婴的提法见史蒂文·w.莫舍在《破碎的大地》第224—261 页的描述。不过，诺马·戴蒙德在“中国农村的集体化和非集体化——一篇评论文章” （《亚洲研究杂志》第44卷第4期（1985年8月），第785—792页）中指出：莫舍看到的 发生这些极端行为的地区不具代表性。
2 根据《北京周报》（1980年1月21日），超过99％的地主和富农被摘掉了“帽子”，曾有不 下400万地主富农，现在仅有5万“死不改悔的分子”。
结 论
一面推行农村经济自由化，一面又强制实行计划生育，这种讽刺性现象说明，要断定农民是如何评价我们所描述的这些复杂的历史性变迁是多么的困难。对许多农民肯定有好处的大多数变化与那些似乎有坏处的变化紧紧交织在一起。年轻一代欢迎的变化不一定能得到老一代的赞同；而且，甚至那些对大多数农民有利的变化也经常会对相当多的少数人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