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范围有限的行为准则。人们在官方不断变化的要求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新的控制措施如此之多，不少人仍感到懊恼，他们眼睁睁瞧着传家之宝被砸烂，再不能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去求神拜佛，再不能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举行各种婚礼或是丧葬仪式。另外一个结果，是使人们的文化和娱乐生活近乎于枯竭状态。人们没有机会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而是被强制性地反反复复参加一些范围很窄的活动，最典型的是组织人们翻来复去地看革命样板戏。
在有些情况下，被允许的活动也很少，那就意味着组织的活动确实不多了。而在过去，单位还经常在庆祝国庆节时给大伙发点好吃的东西，组织各种体育比赛，举办舞会和其他许多娱乐活动以示庆贺；到了70年代，有些单位在这样的重大节日只让职工听个报告，然后就让大伙回家了。学生们也发现，他们的课外活动和有组织的假期活动同过去相比少得可怜。娱乐活动上多变少而产生的奇怪后果是：市民们在他们的业余时间，越来越退回到自己的家中和亲近的朋友的小圈子里，而不像激进派们希望的那样投身到大规模的集体事务中去。
所有这些变化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是复杂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人们明显感到紧张。年轻人参与了红卫兵的活动，父母为他们担忧，甚至吓得心惊肉跳。在有的情况下，这些活动使年轻人同他们的父母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参加破“四旧”的活动，到他们自己的家里翻箱倒柜进行搜查，谴责他们的父母甚至同他们断绝关系。有时，对不同的派别的同情或是政治观点上的分歧，也造成了夫妻间关系的紧张，有的甚至导致了离婚。以后，家长们因无力帮助孩子们免去农村或是不能帮助孩子们计划生活，又感到痛心疾首，家家都在为那些在农村的孩子们能否在这几年中料理好自己的生活而担忧。许多成年人也被迫离开他们的配偶和子女，被送到劳改机构或是“五·七干校”进行“改造”。
尽管有不少高喊无限忠于毛泽东的浮夸之词，然而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家庭的关系和彼此的热爱还是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削弱了。例如，家里有一个人遇到了麻烦，全家人能休戚与共分担厄运，他们面对歧视，全家人抱成一团，同仇敌忾，我们已经说过，这个时期娱乐活动贫乏也加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关系网和“走后门”的重要性，也鼓励着人们依靠亲属，而不去遵守官僚的规章制度。或许最重要的是，由于严重的破坏和生活贫困使人产生了寻找盟友和寻求保护的需要；但是由于政治风向的不断变化，许多以前的同盟者不在了或不再可靠了，在处理各种变化无常的生活时，人们比以前更越来越多地依懒于家庭成员和亲密的朋友。因此，在这期间，许多家庭都发现，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日益密切，家庭也更有力量和更加稳固。然而，尽管各个家庭全力以赴，他们还是发现一些重要的家庭目标是难以实现的。使家庭更加富裕，家庭成员能生活在一起，看着儿女们建立家庭并开创自己的事业，以恰如其分的方式庆祝家中喜事——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希望有的家庭目标，而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这些非常基本的家庭目标都经常被挫败，难以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亲属关系遭到严重的损害——城市居民和他们的农村亲戚之间的关系。为对付城市生活的压力，一个人当然首先要靠自己的家庭，住在本城其他地方甚至在其他城市里的亲戚也常常给予帮助。许多市民都能讲一些这样的事：在其他城市里的亲戚如何寄来了“小心轻放”的包裹，里面装满了那里供应比较丰富的物品；通过他们在那个城里的个人关系请专家大夫动特殊手术或是提供其他方面的帮助。但由于当时的其他一些因素，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对移民的限制，城里禁止土葬，禁止祭祖，工作紧张以及工资收入和生活方式的不同等原因——使得中国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形成了两个独立的世界。1一个人同其故乡的纽带关系，同农村的密切联系，是以前传统的中国城市的显著特点，但是在革命后30年来，这种特点越来越不明显了。这里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1952年一位观察家在上海曾写道：“当阴历新年就要到来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老人们都走出乡村，肩上扛着年货，到城里去看望他们的子孙。”2这位观察家提及的这种走访活动，常常要持续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城乡亲戚之间相互馈赠食品、礼物和其他人们喜闻乐道的东西，但是到了70年代，这些现象就很难再看到了。
1976年毛去世时，许多重要的支持政府的力量都被侵蚀了，各地政府的不满情绪在歌舞升平的表象下积聚起来。这时期严格的政治控制使得这些不满隐伏下来，但是偶尔也有一些地方动乱纷起，一些罢工活动、退伍jūn_rén 团体的抗议以及发生了其他的类似事件。在看似平静的外表下，问题成堆，1976年的几个月里，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去世，再加上毁灭性的唐山大地震，更加剧了人们对未来前途的忧虑。
1 参见李翔云（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和本卷第2、4章。
1 参见安妮塔·詹、斯坦利·罗森和乔纳森·昂格尔：“学生与阶级斗争：广州红卫兵冲突的社会根源”，引自《中国季刊》（1980年9月）第83期，第397—446页。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戴维·拉道克：《中国青少年的政治行为》。
2 例见马克·布里奇和戈登·怀特：《当代中国的微型政治：对一技术单位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情况的分析》。
1 一些中国资料表明，有将近1亿人程度不同地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品。我们自己的研究结 果则认为，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在城市地区由于政治问题而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人超出总人 口的5%。参见怀特和帕里什：《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第9章。
1 中国的资料表明，在 1966—1976年，有 1300万城市人口被以这种方式下放到农村。参见卡 姆·温·詹和徐学强（音）：“1949年以来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和城市化：重建基数”，《中 国季刊》（1985年12月）第104期，第606页。
2 鲁思·埃厄恩肖·洛和凯瑟琳·金德曼：《在外国人眼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位美国女人在 中国》，第209、283—284页。
3 贝弗利·胡珀：《北京内幕：一个人的报告》，第78页。
1 一份在1978年对中国的192个大城市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每个城市的住房面积在1949年 以后下降了20%——每人从4.5平方米下降到3.6平方米。参见周：“九亿中国人的住房 问题”，第8页。其他一些材料以1952年为例，说那时人均占有住房面积仍有4.5平方米， 参见周叔莲和林森木：“谈谈住房问题”《人民日报》， 1980年8月5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