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当局早期作出的其他经济决策，对50年代经济均衡发展也有重要作用。50年代初，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国营公司（主要是化学、化肥和石油公司）占工业生产的56％。当时的领导人决定不再扩大国营企业，上述企业保持已有的水平，而将资金用于扩大基础建设，并创造条件发展私营工业、生产消费品，以替代进口消费品。据此，政府开始投资扩建乡村公路网，改善铁路交通（铁路密度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增加电力生产，以满足未来对电力不断增长的需要。
由于采取措施鼓励发展生产替代进口商品的工业，工业生产逐渐由出口食品加工业转向生产纺织品、橡胶和皮革制品、自行车、木制品等国内市场消费项目。生产这些商品需要资金不多，技术要求也低，因此可以由经验不足的台湾人办的企业生产。为此，台湾人在大城市四周或小城镇兴建小厂（可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50年代，由于工业下放，农村人口涌向大城市的速度相对减缓。由于公共汽车和铁路运输的发展，许多新工人宁愿住在农村，乘车去城镇工厂工作，也不愿迁入城市。“以工兴农、以农促工”的格言，正付诸实践。
50年代工业生产每年增长10％。到50年代末，生产替代进口商品的工业已发展到饱和程度。进口的消费品在全部消费品中仅占5％。在某些方面，生产能力已大于实际需要。这时政府需要决定是否将重心转向生产原先进口的耐用消费品和重工业产品，还是出口已在生产的非耐用消费品。经过一段犹豫，政府选择了后者。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前，台湾已明显地增加了工业产品的出口。1952年，92％的出口商品是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只有8％为工业产品。到1959年，工业品的出口已上升到总出口的24％。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外汇、金融和财政政策的一系列变化为工业品出口的迅速发展打开了大门。台湾工业得以从主要利用国内原料为国内市场生产商品，转向利用劳动密集工业加工进口原材料，生产出口产品。1
1960年的台湾在几个重要方面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它的农业不是现代化农场与大批落后农民并存，而几乎全是小土地所有者。他们多数受过教育，生产技术较高。它的工业没有搞国营重工业项目，而是集中力量进行基础建设并创造有利气氛，鼓励私营企业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生产。乡村和城市工业平衡发展，收入分配比较平均。蒋介石及其同僚（包括严家淦、蒋梦麟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著名技术专家）为六七十年代不寻常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然而，1960年还没有人预见到即将到来的经济起飞。金门冲突记忆犹新。军事开支占国民收入的11％。大陆中国粮食短缺，加之乌托邦式的大跃进失败、苏联专家撤离，这些使台北又有了希望：共产主义在中国就像杜勒斯国务卿所说，可能真是“一个瞬息而过的而不是永久的阶段”。蒋介石和许多其他国民党领导人依然认为台湾建设的目的是准备有朝一日群众起来反对共产党统治时为收复大陆提供机会。
1 《国务院公报》，1950年7月3日，第5页。
1 丘宏达编：《中国与台湾问题》，第250—253页。
2 丘宏达编：《中国与台湾问题》，第257页。
1 关于对1954—1955年与1958年沿海岛屿对抗形势的具体分析，参见j.h.卡里基：《中美危机的形式》。
1 关于五六十年代美国与中华民国关系的发展，参见拉尔夫·n.克拉夫：《岛国中国》；福斯特·雷亚·杜勒斯：《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外交政策（1949—1969）》；丘宏达编：《中国与台湾问题》；庄宏达编：《中国与台湾争端》；卡尔·洛特·兰金：《在中国任职》。
1 关于50年代和60年代的政治形势，参见克拉夫：《岛国中国》；丘宏达编：《中国与台湾问题》、《中国与台湾争端》；道格拉斯·h.门德尔：《福摩萨民族主义政治》；彭明敏：《自由的体验》；保罗·t.k.西编：《现代台湾》。
2 蒋的目标是把台湾建成一个样板省，作为收复大陆后进行建设的坚实基础。参见董显光：《蒋介石》，第490页：布赖恩·克罗泽：《丢掉中国的人》，第353页。
1 “二·二八事件”后，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精确的统计。外国观察家最翔实的描述是乔治·克尔的《被出卖的福摩萨》第14章“三月屠杀”。克尔系美驻台北副领事。他估计大陆人死亡约30—100余人，台湾人死亡人数可能像福摩萨作家经常使用的数字那样约2万人。然而，克尔说：各方面都夸大自己的伤亡数字。他在《福摩萨：特许的革命》中写道，至少有1万福摩萨人被杀死或监禁，数千人被迫逃往海外。另，维克托·h.李估计死亡“数千人”（“台湾与美国的对华政策：引言”，载于李所编《台湾的前途》第2页）；约翰·斯里明的《青梅竹马》第133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