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3
当然，难就难在这里。“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是无疑是理想的。但是，对一个拥有10亿多人口的政治实体来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如果要使思想得到发展，这样做也是不利的。在国家和党、警的强制下的“统一认识”是无效的空门面。这里，统一这个概念只能是自我拆台，是无法实现的。
本卷中的主要论述截止于80年代初期，以便提供一些历史背景。80年代初期是充满希望的岁月，人们真正感到在邓的领导下，已有了新的开端。中国人民开始显示，他们愿意，也能够利用新的自由来改善自己的命运。
但是，中国领导层内关于统一和多元化的争论仍在继续。整个80年代，邓全力支持经济多元化，并使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以鼓励经济多元化。但是他对外国影响腐蚀中国政治统一的状况日益感到不满。因而他采取行动，对被他自己的改革调动起来的正在发展的社会势力，重新从中央加强了政治控制。1983—1984年他采取了短暂的行动。1986—1987年，他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1989年夏甚至动用了jūn_duì 。
毛和邓都没能使中国既保持统一，又同时享有自由。镇反运动、反右斗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六·四”天安门广场事件等悲剧就是足够的证明。总而言之，就中国领导人而言，统一及作为其基础的纪律严明的秩序似乎总是更重要的，而自由及其造成的失控则是太危险了。
但是，中国领导人承担的维护统一的重任是中国人民日益沉重的负担。如果说在人民共和国40年的历史中有一条有历史意义的教训而需要记取的话，那就是，若干世纪以来把中国人民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制度必须作根本的改变。否则，正在发展中的、日益自信的社会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使这一制度完全崩溃。在90年代及90年代之后，只有实行多元化，才能维护统一。
1 参见费正清：“中国的再统一”，载于《剑桥中国史》第14卷。
2 同上。
1 参见费正清“中国的再统一”，载于《剑桥中国史》第14卷。
1 注释内容原文缺。——译者
2 弗雷德雷克·c.泰维斯：“新政权的建立与巩固”，载《剑桥中国史》第14卷。
3 参见尼古拉斯·拉迪：“困难重重的中国经济（1958—1965）”，载《剑桥中国史》第14卷；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2.大跃进（1958—1960）》。
1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的衰亡》，第2卷，第95页。
1 引自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第287页。
2 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55、156页。（中文版为134页——译者）
3 同上，第157页。（中文版为135页——译者）
附录 会议与领导人
正式的高层党的会议
表32 （1966—1982年）
a.正式会议是用来区别其他高层会议，如经常于中共各届全会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或中央工作会议。关于正式和非正式会议的目录可参看利伯撒尔和迪克逊编写的《党中央和政府会议研究指南（1949—1986）》。
b.一中全会通常在全国党的代表大会后立即召开，以便正式选举新的政治局及其他中央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