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的登基大典结束以后，皇帝与群臣商议的第一件国事是安排先皇的泰昌纪年。
先皇朱常洛改年号为泰昌，以明年为泰昌元年。可是他嗣服一月即死，距离泰昌元年开始的时间还有四个月。而朱由校即位时，又宣布以明年为天启元年。这样一来就产生了父子二代的纪年互相打架的问题：
如果以明年为泰昌元年，则朱由校即位以后，将有一年又四个月的时间没有纪年。
如果以明年为天启元年，则朱常洛的纪年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父传子，子传孙，此为万世之经；帝统必不可缺遗，世系必不容紊乱，此为纲纪之大。为了使朱由校的嗣统具有连续性，维护明帝世系的完整性，必须刻不容缓地解决先皇的泰昌纪年问题。
在早朝上大臣的讨论中，礼科左给事中李若珪提出了一个和稀泥的万全之策。他建议把万历四十八年一分为二，以朱常洛登基之日为界始：八月初一以前称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至十二月底为泰昌元年。
李若珪的改元之议提出之后，有人立即表示反对。御史黄士彦说：
“若中岁改元，使人君不得毕其数，嗣君不得正其初，于义为不经。先帝即位一月，善政不胜书，未及改元，修史谁能隐之。臣子乃于后改之，是以过举遗先帝耳。”
而御史左光斗，则不同意黄士彦的说法。他根据唐代“父子共有一年”的先例，上疏赞成李若珪的建议。说：
“今距登基只一日。若今日之议，万历自四十八年，泰昌系以元年。但史自八月一日前仍书万历，自八月一日后至十二月则书泰昌，并行不悖，古今通行。泰昌之于万历，犹天启之于泰昌也。泰昌不忍其亲则存之，天启独忍于其亲则削之，是陷皇上于不孝也，既不忍于祖而于其父，犹之不孝也。忍于全泰昌之孝，而不思所以全皇上之孝，是议者之过也。”
朱由校最后拍板，采取了李若珪和左光斗的说法，继统问题就明确了。他真正当上皇帝的第一个下午，就讨论了这么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国事。
到了晚上，朱由校转移到养心殿西暖阁继续办公。
此时的西暖阁，早已被值事太监擦拭得窗明几净，镶嵌了几十颗祖母绿的鎏金宣德炉里，也燃起了特制的檀香，异香满室，闻者精神一爽。而在小皇上的御座与李太后落座的绣椅之间，有一个小巧玲珑的单盆花架，上面放了翠青六孔莲瓣花插，那本是南宋龙泉窑的旧物。花插上了六枝猩红欲滴的玫瑰，也分外夺人眼目。
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带着一堆奏章给皇帝批阅。朱由校瞄了瞄几案上早已放好的十几份奏章，问道：
“王公公，奏章还未拆封？”
按规矩，所有呈给皇上的奏章，先都集中到通政司，再由该衙门转呈大内。奏章寄呈时就已封套缄口，通政司收到后再加盖火印关防。只有呈至御前，皇上下旨才能开拆，此前任何人不得与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