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文祥的《密陈大计疏》,也是光绪元年,即1875年的事情。
汉、满各自最有洞察力的两个人,同时认识到了,中国在制度层面和西方诸强的巨大差距;而郭嵩焘还认识到了: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不同的上层建筑。这一点,郭嵩焘的见地,又过于文祥了。
郭嵩焘对于关卓凡“另起炉灶”的设想,感觉犹如看见了另一个自己从浓雾中走了出来——就是那种脑子中有隐约的形象,口中却难以名状,结果被人家明明白白活生生地摆在了眼前的感觉。
那份痛快和惊喜,无可言语！
正是！原先的那个“制度”,既然已经**不堪,也不知道如何变戏法叫它焕然一新,索性完全不搭理他;在旁边建立一个全新的“制度”,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抽旧“制度”的血,慢慢地“阴干”他,等到新“制度”茁壮长大了,旧“制度”也就自然死掉了！
最紧要当然是不要叫新“制度”感染旧“制度”的病菌,大家离得如此之近,如何做成功的“隔离”?
关键有两个。
一个是用人,要分得清“新人”和“旧人”,新“制度”一定要用“新人”。
一个是新# “制度”里边,要有足够的新鲜空气,保证“新人”不会“泄气”而变成“旧人”。
这方面,郭嵩焘是有切肤之痛的。
就是他赴山东烟台等地。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的那一次。
郭嵩焘在当地设局抽厘,可是用人不当,他任命的厘局绅董私自增加了名目,大肆盘剥商旅,竟至发生福山县的商民怒捣厘局、打死绅董的事情,这也成为僧王和文煜攻讦他的重要口实。
这个事件,正好成为郭嵩焘品评肃顺的那段话的绝好注脚。
郭嵩焘谈及此事,长叹一声。说道:“真正是‘请君入瓮’！”
曾国藩对郭嵩焘有一个评价,是“难堪繁剧”,意思是郭嵩焘只适合出主意当高参,不适合做政务官。
这个评价,关卓凡认为,只说对了一半。
郭嵩焘有书生气是真的,可绝非没有任事之能。他不论在山东还是广东,清理积弊、整顿政务,都是立竿见影。而郭嵩焘的“问题”。也正是他不论到哪儿,总要“清理积弊、整顿政务”,也就因此得罪当时当地的官场。包括处理不好和上官的关系。
在天津。和僧格林沁不睦;在山东,和文煜不和;在广东,和瑞麟不搭调,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说,以郭嵩焘的性格和见识,在旧“体制”中。确实“难堪繁剧”。
在新“体制”中呢?
郭嵩焘这种人,难道还嫌太多不成?
何况,在关卓凡的设想中,“顾问委员会”实行“垂直管理”,并不需要和北京的其他衙门发生过多的联系。“顾问委员会”联系的对象,主要是各地的“新政”。
“顾问委员会”需要的权力。由关卓凡出面,拿过来交到“主任委员”手里。
所以,应该可以扬郭嵩焘所长,避郭嵩焘所短。
郭嵩焘的“出身”,对“顾问委员会”早期的工作,也有特别的帮助。
一般认为,郭嵩焘出身曾国藩幕中。但是,郭嵩焘绝非曾的普通幕僚,他在湘系中,有超然而独特的地位。
郭嵩焘的年纪,虽然小曾国藩七岁,但两个人却算是“同学”,他们都曾在岳麓书院读书,时间上是有交集的。
最重要的是,曾国藩的“出山”,是郭嵩焘一力促成。
洪杨乱起,文宗敕令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兴办团练,曾国藩犹豫不决。郭嵩焘几度登门,反复劝说,曾国藩终为所动,出面创办湘军。
曾涤生最终变成曾文正,始作俑者,是郭筠仙。
郭嵩焘于左宗棠,也大致起到了类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