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接到他的兄长,伏见宫俊彦的死讯之后,东久迩宫捻彦却终于回国了。
而且,不用皇室来催请,东久迩宫捻彦就主动前来请战,提出来要担任上海派谴军的司令官职务,显然,东久迩宫捻彦是憋了口气想要找徐锐晦气,替他的兄长报仇,不过他的叔叔,6军总参谋长闲院宫载仁却没有答应。
闲院宫载仁这老鬼子在军事上虽然能力平平,但基本的人性却还是谙熟的,以当时东久迩宫捻彦的心态,真要让他接任上海派谴军司令,他一定会向徐锐疯狂的报复,那么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仇没能报成,反而搭上自己的小命。
所以,闲院宫载仁把东久迩宫捻彦调到了相对安全的山东战场,让他接替香月清司担任第2军的司令官,准备先让他在山东战场适应一下战场气氛,然后再委以重任,而东久迩宫捻彦到了山东后,也果然没有让闲院宫载仁失望,兵不血刃占领济南,奇兵突出占领青岛都堪称是经典之作。
经过半年沉淀,闲院宫载仁觉得东久迩宫捻彦已经完全适应了战场的氛围,同时也相信他已经从急于替兄长报仇的心态中走出来,终于决定把东久迩宫捻彦派到华中,参与决定帝国国运的武汉会战。
除了东久迩宫的第2军,华中派谴军的序列中还有新编成的第11军。
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更是个凶名昭著的人物,在日本军国化的道路上,以冈村宁次为的所谓的“昭和三羽乌”可以说挥了关键作用。
所谓的三羽乌,其实就是三杰的意思,比如汉初三杰。
昭和三羽乌中,除了冈村宁次,还有永田铁山以及小畑敏四郎,正是这仨老鬼子缔造了巴登巴登同盟,推翻了自明治维新以后所产生的旧有政治秩序,真正使日本天皇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军权力,从此日本才真正走向军国主义。
需要说明的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搭上了资本主义的末班车,并在短短三十年之内迅成为了列强之一,但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天皇其实并无军权,当时日本的军权把持在以明治三羽乌为的萨摩、长州两藩的官僚武士集团手里。
明治三羽乌中,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是萨摩藩出身,木户孝允是长州藩出身,在明治维新之后,这两个藩的官僚武士集团牢牢的把持住了军权,如果你不是萨摩藩出身,根本别想进入到海军高层,而如果不长州藩出身,则不可能进入6军高层。
统治阶级固化,就必然导致**丛生,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海军、6军界的**已经十分的严重,一二八上海抗战,长城抗战,当时虚弱到极点的中国、jūn_duì 之所以还能够顶住日军的进攻,日军内部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军权长期由萨摩、长州两藩的武士阶层把持,当然会引起皇室的不满。
裕仁当时还是皇子,却对这种现状十分不满,于是在裕仁毕生中仅有的一次出使欧洲的过程中,在撇开了萨摩、长州两个藩的眼线之后,秘密将冈村宁次召到了御前,嘱意冈村宁次去替他搜罗羽翼,组建以裕仁为效忠对象的少壮军官团!
于是冈村宁次找来了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组建起了巴登巴登同盟,事实上东条英机也参与了这次秘密集会,遗憾的是,当时东条英机只是负责放哨的小喽罗,这个巴登巴登同盟也就是后来昭和军阀集团的前身。
巴登集会之后,冈村宁次三人又相继将梅津美治郎、山下奉文、中村小太郎、中岛今朝吾、下村定、松井石根、矶谷廉介等七入引入巴登同盟,这十一人,共同组成了昭和军阀集团的核心骨干成员,这个也是日军赖以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石。
冈村宁次在调任第11军司令官之前,原本担任驻东北的第2师团的师团长。
在第2师团的师团长任上,冈村宁次在围剿东北抗联的战事中,初次试行了他的囚笼堡垒政策,就是将东四省的老百姓圈禁在一个个的大村子里,每个村子都由军警把守,这样东北抗联的部队得不到给养,很快就因为饥寒交迫衰败下来。
东北抗联兵力最多时,曾经展到三万多人,可在冈村宁次的囚笼绞杀下,很快就被打得只剩下不足千人,并且还失去了固定的根据地,只能四处打游击,从军事意义上讲,东北抗联已不可能再对关东军构成任何威胁。
正是因为在第二师团任上表现优异,冈村宁次才得以重用,被越级提拔为第11军的司令官,此举引了华中派谴军司令官畑俊六的极大不满,因为在畑俊六看来冈村宁次属于小字辈,根本就没资格担任集团军司令官。
这也为后面冈村次次面对薛岳时的苦战埋下了伏笔,因为他无法得到来自上海派谴军司令官畑俊六的全力支持,不过冈村宁次这老鬼子也确实是厉害,既便有畑俊六的擎肘,既便在南浔路上遭到了失败,也仍然从中路突破,打赢了武汉会战。
在这个时空,因为徐锐的出现,武汉会战的战前态势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基本上,却还是与历史上的出入不大,徐锐这只穿越而来的小蝴蝶虽然在玩命的扑腾,却终究还是没能够引一场大风暴,还是不足以改变历史走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