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们老家也吃，不过不是这样的，我伸出筷子，轻轻用筷子挑开红衣，嫩嫩的豆腐乳肉便呈现在眼前。它白中透着微红，柔软细腻。此时，一股迷人的香气轻轻的钻入鼻孔。夹一小块放进嘴里，一种咸香又似乳酪的味道在口中迅速氤氲开来，溢满了整个口腔。再咬上一口细品，舌尖贪婪地享受着豆腐乳那“光滑”的“嫩肉”，咽下，咂咂嘴，豆腐乳的余味是微甜的，哇，真让人回味无穷啊。
那我吃的这个饼又是什么啊？梓彤告诉我说这叫粑粑，糯米做的。它的吃法颇多：可煎、可炸、可煮、可烤；风味上可以是麻、甜、辣，也可淡薄清香。不论哪种吃法，都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享受。在土家山寨，过去糍粑与春节几乎成为同义词，每每看见家家户户忙着打糍粑，那准是要过年了。改革开放后，糍粑早已从土家人一年一见的餐桌上，走上了随处可见的街头市场。说糍粑是商品，还不如说是土家人的一种文化存在形式。
梓彤还说，我们如果早来几天的话，肯定能看到打糍粑的，那可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它既需要两个师傅的密切配合，也需要两个人的共同付出。打糍粑的两个师傅，要趁着出笼糯米吐云吐雾的热乎劲儿，一人双手伸进事先准备好的一盆冷水中，不停地翻动碓窝内滚烫的熟团糯，直至全部捣烂如泥为止，累得两个师傅汗流浃背。
师傅将捣成泥的团糯在手上飞快翻滚，揉平“脐带痕”，双手捧到备有干糯米粉的案板上时，才正式进入糍粑的压捏造型阶段。如果说前面的工序是完成“胎胚”，那么现在的动作便是将一个个活脱脱的“婴儿”接到人间的美丽时刻。
看，那薄得透亮、展平均衡的滚圆糍粑，按照主人的意志，大的可大到五斤一个，小可小到二两重一个；在构思的图案上，更是千姿百态。若自家过年用，图案多是百鸟迎春、梅花争妍、鲤鱼跳龙门，或硕大一个双喜图案，跃然于糍粑中央；若是为人祝寿之用，那糍粑图案就少不了福、禄、喜之类吉祥字样；要探视生病的亲友，那糍粑便增加了几分凝重和关心的色彩。要是遇到订婚、结婚，糍粑图案则是欢快喜庆的丹凤朝阳、双龙戏珠、喜雀闹春枝，或观音送童子之物，令人眼花缭乱。
那这个糍粑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家家户户过年的必需品的呢？这就要从它的起源来说了，关于这个起源啊，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传说在清初时期，土家族大孝子向怀德的八十岁老母得了病，吃任何东西都不合胃口，向怀德就把糯米用腊肉蒸给母亲吃。
虽然老人家有一段时间觉得合胃口，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又不合了。向怀德一时拿不定主意，就把糯米饭用锅铲在锅里反复挤压，使糯米饭成了糍粑，再用油煎上，使之二面黄，送给母亲。老人一看，忙吃上一块，感觉好吃，心里非常喜欢。
时间一长，这种样式母亲又吃腻了，总觉得油味太重。但是做好的几块不能丢，向怀德便把几块拿到火炕上，用火钳架在火炭上烤得二面黄，再送给母亲，老人吃起感到非常香脆。从此后，母亲三餐不离。
向怀德觉得用锅铲挤压数量太少，又不方便，一天，他就用木桶蒸了半桶糯米，而后，用对舂柔和，再捏成小个，放在刀板上，用锅盖压挤，并且厚薄均匀，每天他给母亲烘烤两个，所以大家也都跟着学，也把糍粑称为“孝粑”。
还有一种说法，就土家族大善人田老六，家有良田千亩，每年旱灾，他都要给灾民施舍一些粗茶淡饭。日子一长，他总觉得太麻烦，就想一个简易办法，把平常不涨饭，又不好吃的糯米拌一些高粱、小米、红苕之类粗粮，用一大锅蒸熟，然后捣烂，用手捏成小个，再用两张方桌上下挤压，使之成为圆粑，看起来既美观，施舍他人又方便利索，而且在火炭上烤起吃，又香又脆。
田老六一想，这么多粗粮拌在一起都好吃，如果光用糯米一种制作，那不更好吃？他想到做到，忙喊家人蒸了一木桶糯米饭。熟后，把对窝洗净，用两根青h木棰砸成细烂，捏成细个，再用两张方桌上下挤压，揭开一看，又薄又圆，而且白得透亮。烘烤食之，口感很好。
后来，土家族人每年过年，都要打糍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