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许多人已经看出了危机日益临近的征兆，对现行社会制度的批判日益强烈，尽管在搞迫害，却出现了谴责整个体制的持不同政见者。但是也不应当夸大在斯大林死后曾对改革我国社会采取过一些步骤的那些人”洞察力”的程度。他们始终是自己所处时代的产儿，不敢越意识形态的雷池一步。
二十七大所达成的”一致”对新任领导构成了某种陷阱。改革进程应当迅速超越大会所通过决议的范围。这就给利用随后的”组织结论”指责改革者为修正主义制造了借口。要避免这类威胁，只有一条出路：利用中央委员会的威信。按照党内一贯存在的传统，中央委员会事实上是一个集全部权力于一身的中心，可以采取任何决定，仅仅在形式上引用一下上届代表大会的各种方针而已。
大会于3月6日结束。事不宜迟，我立即召集中央委员会书记和政府成员商讨当前的工作。当务之急是实行经济分权，这项任务与官僚机关的冲突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困惑和不满我在党政领导的”决策层”中也有所发现。当时许多人将未来的改革与切身利益相权衡，琢磨精简多余的机关部门以及与管理机构工作中的人浮于事、环节重复作斗争的竟会带来什么后果。但是经济机构和企业领导人的立场使我受到鼓舞。
代表大会之后我还会见了报社主编、电视和创作团体领导人——这类接触已经成了常规。但我最感兴趣的是，生产部门中的情况如何，人们怎样理解大会的决议，各级干部有何行动。4月初我出发去古比雪夫，即现今的萨马拉。选定这里是因为这个地区大工业集中：航空、化学、冶金等工业都有，这个州还拥有大规模的农业和食品工业。还用到哪里呢！当然，也去了陶里亚蒂市的伏尔加汽车制造厂，这是苏联机器制造业的龙头老大。
此行费时三天。第一个感觉是：仿佛时光机器又将我带回了整整一年之前。州委、市委的书记们依然大声训斥部下，规定了总书记与人民群众接触的”可以允许”的限度。他们打手势阻止那些在与我交谈时急于讲真话的人，要么就是干脆打断他们认为不必要的谈话。我想了解真实情况的愿望显然不合地方官员们的口味。同群众直接交谈使某些人完全失去了自制力，他们试图进行无理的干涉。我不得不当众加以制止，说此时此刻我感兴趣的不是同他们讲话。我看见这帮官气十足的家伙气得脸红脖子粗。
汽车厂的人们使我感到高兴，他们努力掌握新的经营管理方法，看来，在这方面他们搞得比其他单位要好。其时当地的冶金厂也正在顺利实现现代化规划。这些企业的经验表明，头脑灵活、事业心强的人们大显身手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但是这样的企业屈指可数。其余的全都是老样子。当时典型的情景是：群众渴望改革，领导干部却无动于衷，十足的奥勃莫洛夫习气。我问自己：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是他们不愿改革还是没有能力改革？当然，许多事情都要取决于全苏联或共和国的高层，可是，就连那些可以就地解决的事情也偏偏不做呀。
从去过全国其他地区的同事们的口中，我也听不到让人宽心的消息。全都是得过且过。改革政策与城市和企业之间的”咬合”暂时还见不到——总的评判就是如此。信件雪片般飞向党中央，其中大部分充满了因地方当局的无所作为而感到的忧虑。我的一位斯塔夫罗波尔乡亲在信中伤心地告诉我：最近他怀着改进生产的许多打算去见国营农场场长，那人却将他赶出了办公室，说：你不要多管闲事。”原来，党代会开了还是这个样子：竞然不关我的事”。这时，当年在莫斯科大学的同学瓦西里?米申，现已是哲学博士、教研室主任，从高尔基市来信说：”米哈伊尔，你要注意，高尔基市没一点儿动静，一点儿也没有！”
在4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曾有一场关于改革受阻原因的谈话。大家确认：改革碰上的绊脚石是庞大的党政机关，他们就像一座座拦河大坝，横亘在改革的道路上。1985年5月我说过，我们给予所有的人以改弦易辙、采取诚实态度的机会，过去的一段时间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必须对各级干部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因为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不甚理解或不够熟练，而是公然的怠工了。我让同事们注意一篇文章，其内容正好与我们谈话的话题相呼应：”赫鲁晓夫被机关碰得头破血流，现在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两天之后我们经受了一场震荡，它让所有的设想在很长的时间内都退居到了次要地位。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是一个最直观可怕的例证，不仅证明了我国技术的陈旧，而且证明了原有的那个体制已经奄奄一息。与此同时（历史就是这般嘲弄人）这次事故也极其严重地影响了我们业已开始的改革，直接打乱了全国的生活。
现在我们都已知道这场悲剧的规模是何等巨大，还需要做多少工作以安置那些失去健康、无家可归的人们。
事故是从星期五（4月25日）夜间至星期六（26日）1时25分发生的，当时工作现场只剩下值班人员和进行实验的人员，他们在4号机组作实验：检查反应堆按计划停止运行期间涡轮发电机组的状况。有关这个核电站出事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已是26日清晨，是通过中型机器制造部的专线电话传送的。先报告给雷日科夫，他又通知了我。当天我召集政治局委员，由主管这类问题的多尔吉赫作了通报。他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