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问题写就的一些零零星星的材料无法替代我跟同事们议论的大题目，其中还有我跟外国政治家谈话的内容；要是不出书，诸如改革的思想是怎样产生的，我对这一概念注人了哪些内容，都将为广大群众所不知。梅德韦杰夫提出的意见最富实质性，基本上我都接受了。其他人则以溢美之辞居多。
我的第一本书非常成功。它赢得了广泛的反响，许多国家竟相出版。我把稿酬用于慈善目的，包括捐献给为援助亚美尼亚和塔吉克斯坦遭地震的难民而设的基金会。再补充一句，我将所得的诺贝尔奖和菲乌吉奖的款项（总额在一百万美元以上）均作了捐赠。我还为俄罗斯联邦卫生部所属的儿童医院，为布良斯克、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斯坦的医院捐过数目可观的款项，那些医院里都有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受害人在作治疗；还有一部分稿酬我交了党费。
对这本书的反应实可谓是一张石蕊试纸。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世界变得成熟起来了，在朝好的方向转化，人们期待着变革。虽然外国的某些爱挑剔的职业评论家批评此书在叙述材料时”不经心”，对某些题材的论述言犹未尽，但总的来说，它还是被认可了。当然，对待这本书的态度不会等同于一般的出版物：它毕竟是改革首创人的宣言嘛。
叶利钦事件
10月21日，在讨论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的中央全会上，发生了一起与叶利钦有关的事件。通常，周年纪念日的报告是不用召集全会讨论的。从会场的反应看，与会者的情绪也都认为这一次同样没有必要就此展开争论。全会由利加乔夫主持，他把这事交付大会表决。叶利钦举手，但利加乔夫没有理睬，我觉得其实他是看到的。我只得干预，我轻声地对他说：”我看叶利钦有话要说……”于是，利加乔夫让他发言。
起初，叶利钦说，七十周年的那份报告，政治局已经讨论过多次了，他也提过建议，其中有些意见受到重视，因此他今天没有什么好说了（”我完全支持这份报告”）。随后他转到”当前形势”上来。他的论断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分析了十月革命后的历史，看到社会经受了何等样的悲剧，这些情状终究是发生了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民主，由于个人崇拜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所造成的。而之所以会出现崇拜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是集体领导的体制逐步遭到破坏的缘故。全部权力只在一个人手里，他不受任何批评，这一教训我们应当记取。目前，政治局里还没有这类现象，但某些同志已在开始吹捧总书记。当我们正在党内营造同志式的民主作风的时刻，这是尤其不能容许的。应当防止坏风气的蔓延。
接着，叶利钦提到了改革遇到的诸多困难问题。他表示关于必须在最近二三年内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提法值得怀疑。他说，这种大肆渲染而又毫无根据的许诺尔后会使人失望和愤恨的。最后，他发表了一则耸人听闻的声明：由于各种原因，他在政治局里没有得到工作。这说明他经验不足，还有其他的情况，但主要原因是得不到支持，尤其得不到利加乔夫的支持。根据这些原因，他请求解除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对此能说些什么呢？要说叶利钦当时提出的问题涉及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工作中的”不健康现象”，这样的问题当然可以展开来认真讨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但他那最后通碟式的做法和整个发言的口气招致了激烈的反响，于是开始了并非事先安排的争论。发言都是自发的，事先没有准备，说话带情绪，很尖锐，可也真够这位”反专制战士”受的。许多看法大体上都是一致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了”，”虚荣心太强了”。工人扎通斯基登上讲台，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在这里干吗要故弄玄虚呢？叶利钦这样提出问题是没有道理的。他太自负了，受委屈啦，以为人家瞧不起他，我说句工人爱说的实在话，无非自己想进政治局当官。”
话当然很难听，不过也不无道理。我曾经听到过有关叶利钦的感受的一些说法，说戈尔巴乔夫让首都党组织的第一把手呆在澡堂的脱衣间（政治局候补委员），说这种安排会影响他工作中的权威性和坚定性。而且，据说，当时政治局内f部还保留着过去遗留下来的”乳齿象和大恐龙”（乳齿象和恐龙都是古生物，这里意指党内那些有权势的大人物。），关于将这些庞然大物请走一事，叶利钦曾于9月12日给我写过一封信，那时我正在克里米亚休假。
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早先我对叶利钦颇有好感。他的麻利、泼辣给我留有深刻印象，尽管当时我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个言行激进的人只有在他能够格守分寸、有自知之明、并善于自我控制的情况下才称得上优秀分子。
我再重复一遍，他完全有权提出更新政治局的人员和书记处工作不力的问题，也完全有权关注对总书记进行”吹捧”的问题，如果正如他所说，确有事实依据的话。我们可以讨论，改革究竟给了人民什么好处，改革应该保持怎样的速度，实际上围绕这些问题眼下不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争论吗？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而且也应该本着追求真理的精神开展争论，而如果他只是以追求真理为出发点，我们是完全可以达成一致的。
可是，在他内心自尊受过刺激。有人在全会上指出，他的虚荣心和对权力的嗜求已经严重地膨胀。时间会证实这一说法。还有另一个原因促使他迈出这一步。我曾经说过，叶利钦在莫斯科一定会遇到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想象不到的困难。他觉得，关键是要控制住权力的新阵地，用自己的亲信去巩固这些阵地，然后像我们这里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再以强有力的手段去建立起秩序！
可事与愿违。在中央一月全会和六月全会之后，我们的高层领导意识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开始受到触犯，于是起来抵制，而且方法十分巧妙，手段相当狡黠。而叶利钦，在我看来，处在了这场斗争的中心，因为旧体制的庞杂结构在各城市、各共和国、各加盟共和国的种种利益正是在首都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