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都有人向我汇报其他委员会的工作状况。经济问题委员会里改革派和保守势力双方之间的观点严重对立。关于所有制形式的交锋以”劳动者私人所有制”的提法取得一致而获解决。正统派分子自始至终为反对市场而战。最后，委员会坚持了符合已由社会认可，且在最高苏维埃例会上得到确认的立场。这段时间内，政府已在为采取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紧急措施提出建议作准备了。
这是一场持久而紧张的斗争。只是到第13次会议之前，整个代表大会期间才出现转折，我在这次会上作了总结报告。前面还有激烈的争斗，那是同选举新的领导有关的争斗，但主要的问题已经解决，我们不能容许使党偏离既定的改革方针，我们已经为党的改造奠定下基础。□ 作者：米?谢?戈尔巴乔夫
第十六章 新思维和对外政策（1） 出发点要在经济领域和政治体制中实行彻底的改革，就必须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否则是不可能的，这个道理大概不证自明。作为开头，至少也得把”冷战”的积雪扫除干净，把由于我们被卷人世界各地的冲突、参加糜费精力的军备竞赛而带来的种种问题所造成的压力缓解下来。必须认识到，无论就国内而言，还是就国际而言，”长此下去是不行了”。
此时日益逼近的危机已经有目共睹。增长速度的减慢，技术和工艺落后于发达国家，人民生活质量水准低下，一切都说明一场重大的改革势在必行。早在我当选总书记之前，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关于对外政策必须进行重大改革的一些想法就在头脑中形成了。我并不是要说我的文件包里此时已装着一份详尽的行动计划，而是说此时已经有了一个相当明确的目标和关于头几个步骤的大体上的设想。所以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的改革开始齐头并进，一个方面的成功推动着另一个方面的改革，而挫折则会使两个方面的改革同时受阻。
但是，无论”第一把手”的思维方式和意图多么重要，总书记也不能独自统揽对外政策。况且这里所谈的并不是什么小事，而几乎是180度的大转舵。当时必须让国家集体领导班子认识到这个必要性，对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则必须予以更换。这项工作由我做了，读者对此已经了解。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领导班子。党中央、外交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外贸机构中国际部门的机关人员，总体上是保守的，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受到的”训练”并不亚于那些内务部门的官僚，很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在”国际战线”上确有不少向往变革的分析研究人员和专家。把这些人提拔到外交领导岗位上来，是我的最初的几项任务之然而在这之后，事态仍然进展缓慢，党的二十七大决议和向无核世界推进计划已经通过，人事方面已经做了调整，可是”外交马车。依然墨守成规，步履维艰地走着老路。
1986年5月底，关于苏联外交新作用的问题提交外交部的会议讨论，驻各国的使节、在莫斯科的”外交界精英”全都应邀到会。会议先听取并讨论了部长的报告，后来（5月28日）我也向这些国际问题专家们发表了讲话。讲话的主题是：外交机构跟不上步子，滞后于政治领导班子的构想和实际步骤。我把这次会晤看做是全面贯彻新思维工作的开端。
很难说当时世界上的事态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因为我们在新政策框架内采取的步骤一开头就因为西方各个政治中心不理解、不接受而屡屡碰壁。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广大公众能否认识到：世界正濒临深渊，不能听任事态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了。政治家们不能不正视这一事实。
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最重要的不是获得同情、怜悯，而是获得理解。为了首先求得理解，我努力把自己对必须进行的变革的看法写进《改革与新思维》一书。该书列举了我认为取代战后国际秩序的新国际秩序应该赖以构建的理论公设。这就是：各国和各民族相互依存、利益均衡、选择自由、连带责任、共同解决当代全球性问题。
我们认识到了必须破除对外部世界的扭曲观念，它几十年来使我们和外部世界对立，这不仅仅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对社会意识，对科学和文化，对国家的知识潜力，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当代相互依存的世界，一个闭关锁国、思想封闭、与全球的发展隔绝的社会，是不可能进步的。今天，任何一个社会，只有在和其他社会互动而又保持本色时，才能够得到充分发展。
我们认识到，不顾及他国的安全利益，就无法保障本国的安全，而在核时代不可能用军事手段建立起可靠的安全。这促使我们提出了全新的全方位安全观念。全方位安全囊括民族间关系和国家间关系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人权。
如今这些论点已广为人知。讲话、文章、学术专著中都千百万次提到它们。在那个时候，这些论点在国内外都是很难一下子被接受的，在实际中贯彻这些论点的尝试更谈何容易。我记得我于1986年1月15日发表声明，提出了使人类全面摆脱核威胁的建议。这项建议遭到了怀疑和讥讽，被说成是苏联司空见惯的”和平斗争”中又一个宣传花招。没有多少人相信在几年之内能够使核裁军事业获得切实的进展，能够结束”冷战”，能够填平使东西方隔离的鸿沟，能够妥善地而不是唐突地解决世界政治中的其他难题。
其中最”棘手”的难题，无疑是超级大国的军事竞争。通过对话和理智的妥协，苏美关系得到了改善，这使整个国际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