氛出现转机。
承认所犯过的错误，吁求睦邻友好，从而消除了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不和。苏联和日本开始了富有成效的对话。符拉迪沃斯托克倡议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倡议，使面向幅员辽阔、前程远大的亚太地区的窗子化掉了冰霜。
同欧洲各国领导人的会晤，就降低军事对抗水平所采取的重大措施，东欧.国家摆脱”超级大国的束缚”，全欧进程获得的新动力，所有这一切促进了欧洲作为全球积极变革因素所起的作用得到了恢复。
谈判过程尽管遇到了重重阻力，却初见成效，为调解区域冲突和不断改善国际气候奠定了基础。如果说以前”苏联威胁”这个概念左右着我国同西方的关系，那么到了1989年初只有那些抱残守缺的顽固派还把这个可怕的词句挂在嘴上。几十年来对苏联有增无减的恐惧开始消散。”反苏堡垒”对亚美尼亚地震做出的反应成为令人惊奇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坦诚和感激之情接受了同情和援助，这是国际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的象征。
新的对外政策开辟了与当代世界西方、南方、东方的各种不同力量进行接触和交流的可能。就在不久前似乎和我们毫无共同之处的一些集团，原来我们和他们的代表人物也可以找到共同语言和相互谅解。
战后年代第一次，恐怕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国家的安全增强了，但不是靠扩充军事实力，不是靠追加数额本来就巨大的国防开支。正相反，我们可以按照单纯防御的观念修改我们的军事学说，开始削减武装力量和武器，着手将军工生产转为民用生产。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考虑到了北约国家的回应行动将无损于苏联的安全。
从1994年的”高度”回顾过去几年，必须承认，尽管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我们国家和国际社会遇到的麻烦依然有增无减。新的问题取代了先前的问题。必须继续走下去，根据已经取得的经验更新”新思维”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历史记载着今天提出的许多问题的答案。例如，成功的协议，其原因何在？这些协议又是用什么方式达成的？从另一方面说，那些至今仍令人伤脑筋的国际问题，妨碍它们解决的障碍在什么地方？
下面我将对这些情况做出如实的阐述。决无隐瞒和矫饰。
苏美关系的转折。第一步：日内瓦1985
我本人和我的一些国际事务中的同道，都认为应当从美国着手。美国既是一个超级大国，又是公认的西方世界领袖，没有它的首肯，任何企图求得东西方关系突破的尝试都将无果而终，甚至会被看成是”阴谋”、”离间”等等。罗纳德?里根不同于社会民主党人帕尔梅或社会党人密特朗，他曾经把苏联称为”罪恶的帝国”，由于实行”里根经济学”、人侵格林纳达以及其他种种劣迹而遭到我国宣传界的痛斥。同这样一个人寻求共同语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经过漫长的谈判，我们才就1985年深秋在日内瓦同他会晤达成协议。
苏联代表团下榻在苏联代表处大楼，部分谈判、招待罗纳德?里根和南希?里根的宴会也在这里举行。美国总统住进了距日内瓦五公里的一所二层楼房，美国人还在日内瓦湖畔租了一幢名为”弗莱尔德奥”的别墅供谈判用。
苏美首脑最近一次会晤是在1979年夏天，距今已有六年半之久。国际形势已经极度白热化，北大西洋公约和华沙条约两个强大的集团，各自筑起核弹头导弹的篱笆，彼此对峙，闹得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无怪乎全世界都把眼睛”盯住”了日内瓦，为了报道这次会晤，有3500名记者云集于此。
11月19日10时，我乘”吉尔”牌汽车抵达”弗莱德奥”别墅。里根出来迎接，走下台阶。我们初次见面就很自然随意，无拘无束。旁观者甚至觉得我们立刻用双方都懂得的英语或世界语交谈了起来。里根邀我与他合影，我们便走进楼里。和我在一起的有谢瓦尔德纳泽，我当时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雅科夫列夫，副外长格?科尔尼延科，驻美大使阿?多勃雷宁，党中央部长列?扎米亚京。美国方面参加谈判的有国务卿舒尔茨，白宫机关领导人里甘，驻苏大使哈特曼、安全助理麦克法伦、白宫和国务院工作人员尼采、里奇威、梅特洛克。
对日内瓦会议，我们的态度很现实，不指望达成重大的协议，只希望为进行严肃的对话创造一些前提条件。不无重要的是，让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彼此”端详”对方，就当今世界和本国所起的作用交换看法，思考一下为缓和敌对情绪、建立合作关系可以做些什么。后来我得知，美国人曾经想要弄清楚，撒切尔夫人赞扬戈尔巴乔夫的话究竟有几分道理，戈尔巴乔夫究竟是不是”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我认为这是他们对之感兴趣的最重要的方面。第一次会晤的任务是十分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