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几十年来形成的惯例，在出行之前，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制定、审议、批准一份给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指示。这份指示是在我直接参与下由外交部、党中央国际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同起草的。人所共知，指示有各式各样。如果就政治对话而言，那么这仅仅意味着阐述应告知对手的立场观点，并要求弄清对方对所讨论的问题的看法。如果是指具体问题谈判而言，指示则含有硬性的规定：我们提出什么，以及我们准备采纳什么。我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和现在都有人在发表许多浅薄无知的议论，包括一些无中生有的臆测，说什么总书记凡事都独断专行，竟然做出了得不偿失的让步，如此等等。
除了基本观点外，还准备了一些备用观点。这些观点可在接受得失相当的妥协时做应急之用。如果意见达不成一致，一项议题便被搁置下来，这意味着此项议题必须由某方作进一步的分析。我就以削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个最具思辨意义的题目为例，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研究议题的工作通常由相关部门准备建议开始。准备阶段的协调人角色，最初几年照例留给外交部。后来，由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在政治局下属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其职责是在主管部门提交了指示草稿或总结性文件之后协调准备工作。该委员会多次开会，听取外交部、国防部、科研院所、国家计委、军工联合体委员会、包括科学院院士在内的著名专家学者的意见，并为他们之间必然会发生的分歧寻求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案。有关最重要的结论和有争议的问题，都向总书记汇报，后来则向苏联总统汇报。这件事通常由扎伊科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两人来做，有时有亚佐夫或阿赫罗梅耶夫，切布里科夫或克留奇科夫等人在场。这种在提交政治局之前的讨论，具有定期性质。
经过多次协商和我的指示之后，大家选定某一个方案。这个方案要汇报给政治局，同时也把那些不同的意见报上去，也就是说，最高领导的成员能够得到关于辩论情况的通报，有机会了解可供选择的观点。
政治局的这个专门委员会长期以来由扎伊科夫领导。军备问题中有两个方面，一是某种武器的用途，一是该武器的生产。扎伊科夫对这两个方面都十分精通。凭他在军工领域的工作经验和对技术的通晓，想欺骗他可没那么容易。更何况他一身兼备高级专家的品质和排难解纷、协调议案的本事。他善于息事宁人，调解部门之间的冲突，防止外交部在纯专业问题上造成失误。与此同时，他还善于”敲打”国防部，揭穿军工联合体的保守主义和狭隘的部门主义观点。
顺便提一句，国防部明明知道军备竞赛使国家不堪其苦，我在莫斯科工作期间他们却一次也没有提过裁减jūn_duì 和压缩武器生产方面的建议。
国防部的代表们在研讨重大裁军倡议时，常常把脾气火爆的高加索人谢瓦尔德纳泽（时任苏联外长的谢瓦德纳泽是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人）搞得怒不可遏。他有时找到我，扬言说：”我再也无法跟他们一起共事了！”我总是对他好言相劝，吸收扎伊科夫参加，当我了解到他们已经争论得不可开交时，便亲自参与。有时我请谢瓦尔德纳泽和国防部长索科洛夫一起过来，后来再请他和亚佐夫、阿赫罗梅耶夫一起或者他和亚佐夫、莫伊谢耶夫一起过来，大家坐下来，对全部情况进行详尽的分析。
当然，制定原则问题方面的政策基础，确定符合国家利益和国际形势实际情况的立场，这都是政治局、总书记的权力。所以这项工作是集体做的，而且做得极其扎实。我们的公文包里当时装了不少主张和具体建议，正因为如此，在和美国总统第一次会晤时就开始探求当时最迫切的核裁军问题的解决途径了。
在日内瓦，谈判及其他会晤总共占去大约15个小时。有5次或6次我们是单独会晤的，而且每一次都违背了”时间表”的规定。仅此一点足以说明，会谈绝不是礼仪性的，绝不是与会者把更多的时间用来看手表而不用来做事情的那种。不是的。我和罗纳德?里根的会谈是时间紧凑、内容丰富的，有时候还是感情冲动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谈话很坦率，而且彼此越是增进了解，谈话也就更加友好。当人权、地区冲突、臭名昭著的战略防御计划成为辩论题目时，双方都慷慨激昂。不过，在会谈结束时我感觉到和里根是”可以打交道”的。
现在让我顺序叙述。第一天是从单独会谈开始的，本来应该谈15分钟，却谈了一个多小时。我翻看记录，最先映人眼帘的是交谈双方”极端意识形态化的态度”。起初这更像是”头号共产党人”和”头号帝国主义者”的大辩论，而不是两个最大强国的领导人务实的对话。我竭尽所能地回击关于侵犯人权的指控，不过我并不是一直都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他则反驳我对军界和工业界集团在美国所起的作用和这个集团在建立一个从事反苏工作的强大宣传机器方面所起的作用所作的评价。而对于把世界推向灾难边缘的疯狂的军备竞赛，我们两人则言词激烈地相互推卸责任。
当时我们两人既各有各的道理，又都没有道理。事实是，世界的分裂、战争威胁的加剧，苏美关系的极度紧张，两国都负有责任。但是，这种相互认错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在日内瓦峰会上。还需要假以时日，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思考，需要认识。至于说到我，早在就任总统时我就说过，苏联和美国错过了战胜法西斯后出现的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机遇。我们的美国伙伴目前还只是向着承认事实这个目标前进。干扰仍然来自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有人试图把”冷战”的结束说成”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是明证。
可见我们在日内瓦从会晤的最初几分钟起就在进行可谓实质性的会谈了。我在那时就说过（虽则只是笼统地）：我们不打算滞留在阿富汗，我们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阿富汗冲突。
第一轮谈判就表现出了对抗、互不信任、政治上的冷漠规模是巨大的，性质是尖锐的。当我们开始讨论地区冲突时，这种印象则有增无减。里根长时间谈到我们对第三世界事务的干涉，抱怨说这种干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紧张关系。我在一次有双方代表团参加的大范围会谈中做了如下的答复：我们是在帮助各国人民争取自由，我们没有在任何地方建立军事基地的计划，也不打算”输出革命”。在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行动和美国在它的切身利益所在的区域所采取的行动并无不同，只是美国把这个区域实际上扩展到整个世界。
午休时间我们回到住处，我在那里和同事们谈了和里根单独会谈的印象，并指出，在政治层面上里根不仅仅是个保守派，而且还是一条”恐龙”。大家一致认为，对话必须坚持下去，但是不能偏离目标，不要放过达成理智协议的一次小小的机会。
吃过午饭后我们又返回”弗莱德奥”别墅，开始谈武器监督问题。我的对手显然”急欲投入战斗”。我后来才得知个中原因：美国人按照他们既定的策略，企图先发制人，公开已准备好的主张，以便迫使我们加入他们的游戏。于是他们旁征博引，大谈坚决削减进攻性武器和同时建立防御系统的好处。总统义愤填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