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说：”今天我代表美国，总书记代表苏联，签署了历史上第一个关于销毁美苏两国整整一个等级的核武器的协定。这件事将载入史册。有许多所谓的智囊不止一次地预言说这样的协定是无法达成的。反对的势力和因素太多了。我们锲而不舍，从未服输。我希望总书记会谅解我，如果我承认在协议似乎真的无望达成的最沮丧的时刻，我曾经用俄国伟人托尔斯泰的名言鼓舞自己，他曾写道：最坚强的战士乃是时间和耐力。”
我在讲话中说了我认为该说的话：可以引以为荣的是，我们栽下的树苗将会长成和平的参天大树。不过现在就相互赠送桂冠大概还为时过早。伟大的美国诗人和哲学家爱默生说过：”对于一件做得很漂亮的事的最佳奖赏就是做成这件事”。让我们把事情做起来，奖赏我们自己吧。让1987年12月8日这个日子被写进历史教科书吧，让它成为核威胁增长的时代和人类生活非军事化的时代的分水岭吧。
我认为在这里说几句题外话是适当的，更何况时隔不久，正像我们预料的那样，对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批评。一些性情急躁的人和玩弄政治的公众开始扬言说《中短程导弹条约》给苏联的安全造成了损失，打破了利益均势，说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接受这个条约，只是为了给他那个”新思维”张目。
在欧洲部署ss-20导弹，反映了当时领导的政治风格和给国家带来严重后果的决策方式。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得出了并不令人宽慰的结论。这个不仅涉及到我国利益、而且涉及到欧洲和全世界利益的重要决策，实际上是在没有分析政治和战略方面后果的情况下作出的。
根据我的考查，情况大致是这样的。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向勃列日涅夫报告说：部署在苏联欧洲部分的近程导弹已陈旧过时，需要更换。但实际原因不是”陈旧过时”。改进武器的研究工作发现，有可能研制出ss-20导弹，这种导弹在射程、准确度、制导性方面，在所有的参数方面都大大超过以前的型号。实际上，它具备了战略性能。无论在什么借口下作出的部署ss-20导弹的决定，无论利用什么论据来加以论证，像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这样的人，同样还有柯西金这样的人，对这个决定会带来怎样的危险是很清楚的。但是却没有人认真地估计一下西方可能作出的反应。我就直说吧：这是在军工联合体的压力下作出的一桩不可原谅的冒险行为。或许是下面这个理由影响了政治领导班子：咱们先把导弹安装起来，在西方和平战士们决不容许采取反措施。如果真的这样想，那可是超级天真。
赫尔姆特?施密特后来见到我时，一直反复谈到这个问题，并流露出无法掩饰的惊奇。他回忆说，担任总理期间，一次出访日本或某一个远东国家途经莫斯科在舍列梅季耶沃机场作短暂停留时，曾和柯西金的一位副手谈话。他警告说，如果苏联方面实施ss-20计划，就会引起严重的反措施，因为部署这种导弹会改变整个军事政治形势。
坦率地说，我们这个决定倒是符合了美国在”冷战”中的利益。但不仅仅如此，或者说不完全如此。由于北约采取了反措施，苏联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因为我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正处在”潘兴一2”（的打击之下。这种导弹只用5分钟就可抵达目标，我国实际上没有防御它的设施。
通过签订《中短程导弹条约》，我们实际上打掉了抵在我国太阳穴上的一枝手枪。且不要说生产和维护”ss-20”所需要的巨大的、得不偿失的物质投入了，这些费用都用来满足军工联合体这个贪得无厌的莫洛赫大神了。
顺便指出，我国军事专家都十分清楚地了解，部署”ss-20是冒险，我们没有抵御”潘兴一2”的能力。在这里我可以举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为例。这位为人耿直、忠厚的大军事家从不隐瞒他对这一有害的想法持否定的态度，并且在消除我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危险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我曾有机会亲眼看到这种危险有多大，那是在我访问莫斯科郊区一个国防项目并会见了高级专家的那次。我实际上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听取关于已出现的形势的报告（和我在一起的有政治领导机关、军工联合体、苏联部长会议的代表们）。我”追根究底”地询问我们是否掌握击败”潘兴”进攻的手段。我得到的答复是没有这种手段（当然是指当时的情况）。
总而言之，要赶在美国中程导弹安装计划还未完全实现之前加紧行动。如果木己成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未必肯放弃已经到手的优势。我倒也不是把话说绝，但至少在这种情况下《中短程导弹条约》是很难签成的了。
所以我当时认为自己有责任使国家脱离致命的危险，纠正70年代中期苏联领导犯下的巨大错误。从一定意义上说，我认为这是可与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等量齐观的成就。但这一点不仅仅是我们需要，全体欧洲人都需要。《中短程导弹条约》除了它的基本功能外，还具有许多有益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久以后起草进攻性战略武器协定时就会用得到。这尤其与监督问题有关。我们在对美关系中已经进入一个新的信任阶段，正在启动现实的裁军进程，建立安全体系，这种安全体系再也不是立足于你死我活的威胁，而是立足于全方位的合作了。
还有一个短程和近程导弹问题。国防部，外交部，总参谋部属下的专家都一致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根据的。短程导弹就技术性能而言，实际上达到了”ss-20”的下限水平，稍加现代化，减少其重量，就可以发射到更远的距离。由于坚持要保留这种导弹，我们当时曾冒着有可能出现与部署”ss-20和”潘兴一2”所造成的局面相类似的局面。更何况当时美国已经有了对类似的导弹实行现代化的计划。
这一次谈判的最重要的主题还是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在有关亚水平、舰基飞航式导弹、遥测等具体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我们双方正在彼此逐步接近。然而一切又在战略防御计划和反弹道导弹防御问题上搁浅了。
《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对战略防御计划规定哪些限制，这个协定的”不退出期限”结束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些问题直到最后时刻一直是激烈争论的题目。美国人谋求通过一份联合声明，约定双方有权在10年期满后启动防御系统研制。（试想：如果我们同意了这个条件，1997年地球的上空就会悬挂起具有杀伤力的核设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