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德国的统一（1）1988年以前的德国问题
马耳他会晤之后，我确信我们终于闯过了第一道难关。对西方关系的晴雨表指针在战后年代第一次停止了左右摆动，而停在”晴”的刻度上。我相信我们终于冲出了难得一见的”解冻”屡屡转为旷日持久的”霜冻”的怪圈。
对于所发生的事，我们自己也未必立即完全搞清楚了。要知道，整个战后国际关系史上正好开始了一个性质全新的阶段。”冷战”随着马耳他会晤走向结束，虽然它的后果仍遗留下来。我们没有辜负生活在分裂的欧洲的人们的期望。
1989年，在德国这个许多欧洲问题和国际问题的”神经痛中枢”启动了一个进程，这个进程使得苏美关系、苏联和西欧关系、苏德关系迄今取得的全部积极成果经受了一场考验。
这场考验对所有国家，尤其是对苏联和德国，是艰难的、痛苦的。但无论如何，我认为从总体上看，事件的参加者都经受住了考验。
如果我说我早就预见到了德国问题将如何解决，为此苏联对外政策将面临哪些问题，那将有悻于事实真相。我不相信今天健在的政治家（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有人曾经在事件发生前一两年预见到了后来发生的事。民主德国发生剧变之后，事态急转直下，以致出现了局面失控的危险。回顾当年，今天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在那样一个具体的情势下，无论从保障我国利益的角度而言，还是从维护欧洲和平、挽救全欧进程而言，我们都是竭尽全力了的。
当然，1985年全部德国问题从莫斯科看上去与今天截然不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我们的盟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苏联在西方的头号贸易伙伴，但在”军事政治等级表”上被列人”潜在的敌人”一栏。
苏联和西德的关系在勃兰特的”东方政策”时期开始”解冻”，而到了80年代初期又”变冷”。在紧张局势普遍强化的情况下，在莫斯科人们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策首先根据苏美对抗的背景加以评价。按照这种方式提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以后的一连串的议论：联邦德国是美国在欧洲的最亲密的盟友，又是美国路线在这个大洲的执行者；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是北约的第二大军事”支柱”，联邦国防军是北大西洋联盟的”第一集团军”；联邦德国部署着美国的”潘兴式”导弹，能够在几分钟之内打到苏联境内。我说这些话绝无讥讽之意，因为在全面对抗的框架内上述论据是十分严肃认真的。这种论据上还附着战争遗留下来的极其沉重的心理因素。
苏联对”德国重新统一”主张所持的看法，也是这个逻辑推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不打算去考证历史，说明谁对德国分裂负有更大的责任。我认为，斯大林直到最后都一直情愿为德国的”中立化”付出自己的代价。但在北约成立、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之后，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苏联，关于德国统一计划的讨论都只具有礼仪和宣传性质。
当然，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失算了，他们听任民主德国领导人的摆布，于70年代初正式选定了以其”简单易行”而受人青睐的办法：组建两个德国，德国问题从此”解决”，没有必要再去管它了。但问题不在于乌布利希和昂纳克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架构。关键是苏联领导人真诚地相信，苏联的安全利益要求务必使德国的分裂永久化。
我承认，我也接受过这种武断的结论，虽然我曾怀疑过是否可能把某种东西永久封存起来：世界处于永恒的运动中，无视这一客观规律只能导致失败、失利。在我从政之后，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存在已经是现实，根本就没有产生过重新统一的问题。
当1987年6月联邦德国总统冯?魏茨泽克非常审慎而又委婉地提到德意志民族团结一致时，我作了这样的回答：”今天两个德意志国家是现实，必须从这一点出发。《莫斯科条约》，你们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是现实。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有效地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人员交流。任何企图破坏这些条约的行为，都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苏联尊重战后的现实，尊重联邦德国的人民和民主德国的人民。我们打算在这些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构建我们未来的关系。到时候历史会评判我们谁是谁非的。”
换句话说，我在原则上不排斥德意志国家重新统一，但认为从政治角度看提出这个问题为时尚早，并且有害。
人所共知，这个问题很快”解决”了——是在深刻的变革的背景下”解决”的，而这种变革又是在我们的政策强有力的推动下发生的。当然苏联和联邦德国关系的顺利发展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在苏联实行改革的头两年，两国关系仍旧”冻结”着。官方的波恩以德国人的一丝不苟精神对里根的政策亦步赤趋，我们在莫斯科产生了一种感觉，似乎听到了从莱茵河畔传来了由英语译成地道德语的内容熟悉的文字。联邦政府显然缺乏想象力或者缺乏政治胆略，而无法对苏联的变革作出新的反应。当科尔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关于苏联改革、关于政治新思维的谈论只不过是戈培尔式的蛊惑宣传而已时，我对西德领导人是否有能力对所发生的现象作出恰当的评价，产生了怀疑。
我和里根在日内瓦和雷克雅未克举行了会谈，我们正在同法、意、英三国进行政治对话，可是对联邦德国的关系却仍然没有重大的变化。双方都在某一个时候觉察到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离开德国，我们就不会有一个严肃的对欧政策。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在我的志同道合者的小范围内，曾以不同的理由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而言，对欧方针不仅仅具有独立意义，并且还是我们和美国对话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当激情平息下来时，大约在1987年下半年波恩很明显地活跃起来了。我收到科尔总理的好几封来信。（他在其中一封信中就言语放肆作出了正式道歉，但把大部分责任都推给新闻界）。我上面提到的与魏茨泽克总统交换意见，是富有建设性并且有益的。
我和根舍外长举行了第二次会晤。和1987年访问莫斯科的施特劳斯也找到了共同语言。我应当说，和我们的新闻记者通常用来形容这位政治家的那些套话相反，施特劳斯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是一个坚定地维护自己立场的人，但他又善于以宽阔而现实的目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