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2月26-28日进行，在叶利钦的挑衅性讲话之后一个星。访问目的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受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影响最大的地区的情况。其间，我会晤了一些党和国家机关、科学、文化方面的工作人员，我决定说明叶利钦对苏联领导人所执行的政治方针的攻击是没有根据的，是枉费心机的；我对他们说，政治上左的和右的极端势力有把国家推进深渊的危险。
在动身去白俄罗斯前，我十分了解共和国居民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至于经济，白俄罗斯比其他许多共和国的情况要好一些，面对全国出现的危机现象，白俄罗斯是比较稳定的。但白俄罗斯人有自己巨大的伤痛——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严重后果。虽然为克服这一灾难拨出了大量的物资，但还有许多问题，特别是许多社会问题——退休金、受害人的治疗、把人们从辐射区迁移出去等——还没有解决。共和国的代表、各种机构和个人，请求总统帮助的呼声铺天盖地而来。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在当时国家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回应人们这一生活之必需。联盟政府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再拨出一批物资，用以消除切尔诺贝利悲剧的后果。于是，就像人们常说的，我不是空着手来到这里的。我去了受灾的两个州——戈梅利州和莫吉廖夫州；像往常一样，会晤了各界人士。
白俄罗斯之行之所以令我特别铭记在心，还因为当时我讲述了从整个改革所得出的某些重要结论。在这之前，许多看法和评价好像都很零散，不系统，这次我把它们整理成一个完整的东西。我觉得，我在和白俄罗斯科学界和创作界知识分子代表们会晤时（2月26日）的讲话，和市、区领导人，企业和经济部门领导人，莫吉廖夫州的老战士和老劳模见面时的讲话，都没有过时。
首先，我请听众们注意分离主义倾向的危险性。在民主化和非集中化的过程中，一切能够提升企业、共和国和地区自主性的积极的东西，一旦超越了稳健的机制，势必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必须要记住，我们相互需要，同舟共济，我们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当时我问听众们：
”难道我们需要再一次使国家回到伊万?卡利塔时代的状态，一切从头开始吗？我不相信我们如此轻而易举地就能够像有人打算的那样一下子各走各的路了：夜晚聚集到一起，举举手，表决一下，——一切就决定了。这是一种冒险，不是政治；白俄罗斯人心里明白，我这是在指他们的邻居——立陶宛人。（但当时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听众，都还不知道我这话也在暗指别洛韦日密林的阴谋了。）分崩离析、各奔前程——这是非常危险的。它是一条走向国内冲突的道路，而且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够弄清楚什么人生活在什么地方，谁的边界应该划在哪里。而对那7500万生活在自己共和国以外的人们该怎么办呢？”
当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驳斥反对派正在加紧传播的一种观点：好像国内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中央”的意思，社会所经受的种种困难都来自”中央”。其实，就是在改革之前，也远非一切都取决于权力很大的政治局，当时也有些别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无论是党，还是专制政权本身都无法将它们置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之下。现在，国家体制已经开始进行根本革新，新的社会一政治思潮纷纷出现，如今诸多政党也出现了，新闻自由已经成为现实，国内所发生的一切好的和不好的事情，都不是由某种最高意志所能决定的。它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和斗争的结果，情况极其复杂。而当改革进行到关键阶段——在民主基础上对权力和所有制进行再分配时，斗争就变得尤为激烈了：
”我们说过，我们不赞成由苏共垄断权力，欢迎政治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团体都可以表达与维护自己的利益——通过政党、工会和其他组织，但这一切都必须在法制的框架内进行，通过宪法的方式。这是民主的最起码的常识。与此同时，有些新组建的政治派别为实现自己的目的，不是根据现在的法律，而是在违规操作，自行其是。焦急情绪和激进思想开始变得令人无法容忍和咄咄逼人。他们试图以全面和有化的冒险要求取代混合经济的方针。人民渴望独立自主、民族复兴的合理要求，变成了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的民族主义情绪。困这种思想而引发的法律大战在很大程度上使政权瘫痪，市场倒闭，几十年形成的现存关系被中断了。
打着民主旗号的团体，各种各样，五花八门，但是看一看它们领导人的思想纲领便一目了然，真相大白。这些新出现的人民的朋友究竟要把我们带往何处？他们的第一条纲领——解散联邦，这意味着将我们伟大的多民族国家分解为40～50个国家，意味着诸多民族的大迁徙，意味着重新划定各共和国之间的疆界。而紧跟在这种思想纲领之后的便是政治行动——对中央的疯狂攻击，对我们多民族国家前途的全民公决的疯狂攻击。民主派和分离主义分子、民族主义集团狼狈为奸，结成政治联盟，这就不足为怪了。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削弱（如果可能的话）并搞垮苏联。”
因此，我认为在国内政治力量配置的问题上必须要心中有数，首先要戳穿与我国改革进程特点有关的奇谈怪论。”本质上是右派的政治力量用左派激进分子的斗争手段为武器。他们通过合法的途径——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得不到政权，便决定运用所谓新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这就是破坏国家机构，把斗争引上街头，组织游行示威，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罢工，进行绝食，造成一种心理氛围，使其他的政治运动失去常态。看得出，最后几个星期，这一策略达到了高潮。他们歪曲地解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发生的悲剧性事件，然后又歪曲联盟各政府机构加强法制的行动——我指的是前面提到过的反对犯罪和营私舞弊的斗争措施——他们大喊大叫说要实行专政了，要求总统下台，号召不必通过宪法的形式进行政治斗争。”
今天重读这段话，人们不禁要问：”民主派”说有专政和国家政变的危险，他们的话难道不对吗？我的回答是：正是由于当时激进民主派被歇斯底里所鼓动起来的”反中间立场的”和公开的非宪法行为，给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政变分子们造成一种适宜的精神氛围。他们大概这样想：既然他们可以那样做，对我们也是天赐良机。
我指出了来自右的和左的方面的危险性，当时，我大概是头一次明确无误地讲了政治中间主义的意义，它能够阻止两种极端立场发生冲突，给社会提供一条摆脱危机的现实道路。这里我援引一段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对这一现象所作的中肯的描述：”最困难的莫过于给社会发展划一条中间路线了：如同是一个人身处天涯海角，呼喊、拳头、炸弹、栅栏无法帮助你。中间路线要求具有最大的自制力、最坚定的勇气、最清醒的忍耐力和最准确的知识。”
对于我来说，中间并不是几何学上两点之间的某个中点。”这里讲的不是要采取某种中间的立场；那样的话，这种立场就会是僵死的，缺乏灵活性。在我的理解中，中间就是以新的原则精神改造社会为目的的一派，它不是建立在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对立的基础上，不是以对抗为根本，更不是要把对方视为敌人，而是基于把社会绝大多数团结起来的原则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