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要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党和我们对未来的观点的发展来说，1991年的中央七月全会的意义是最重大的，因为在这次会议上，拥护新思维的人和传统派分子进行了最后的搏斗，通过了苏共新的党章草案，与过去就此一刀两断。
在通往新党章草案的道路上曾经遇到过不少的考验。1990年9月初召开的俄共代表大会第工阶段的会议上，就曾经作出过实质上是要阉割二十八大积极成果的努力。波洛兹科夫的报告、讨论中的许多发言和纲领性文件都是在会外拟就的，只是到了会前才分发给代表，这只能被看做是从全党代表大会的纲领性声明的一次全线大撤退。
主张改革的代表们不打算就此认输。他们当即要求对党章的讨论和接受的部分从会议日程上抹去，因为它们只是一种代用品，与苏共二十八大的决议背道而驰。此外，有人建议研究关于更换第一书记的问题。接着便是激烈的争论，波络兹科夫打断争论，说他打算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就这个问题专门作一个声明。
提醒一句：我们在主席团会议室喝茶，所有的人都在，于是我问伊万?库兹米奇?波洛兹科夫，他打算作什么样的声明。
”我又仔细想了一遍，”波洛兹科夫说，”为了有利于局势正常化，我要说的不是像有些人所建议的进行信任投票的问题，我是想从中央第一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
此前我们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交换过意见，大家对采取这样措施的必要性总的达成了共识，甚至那些提名波洛兹科夫作俄共领导人的人也同意这一点。任何脑子不傻的人都明白，选他当第一书记给俄共和苏共带来了多大的损害。诚然，也有一些保留，比如说，此事一定要小心谨慎，考虑周全，要有根有据，以免引起不良反应——这回该是那些被戏称为”坚定的火星报分子”说话了。
我来到代表大会上，决定看看大家对波洛兹科夫的声明会采取什么态度，但是会上任何声明都没有。原来各州党委第一书记们召开了会议，他们一致表示反对辞职。我想，这是一出精心导演的戏剧，有人对第一书记们成功地做了工作。这样一来，波洛兹科夫不得不听从大家的意志。
整个这件事生动地说明，党的官员们在未能把对自己有利的决议强加给二十八大的情况下，他们便试图在俄罗斯的党代会上把未曾得逞的东西再找补回来。在俄共一些州委和重新组建的中央机构内，反对改革的力量和体现改革的总书记相互调换了个位置。反对派经过调整，一切就绪，——最初处在幕后，暗中操纵，后来就越来越公开了——以苏共中央政治局新班子的面貌出现。
这里我不谈各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当时都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对中央的活动不甚了了。我也不想把所有的人全一锅煮了——新的领导成员中不乏具有现代思想的人。但是能定调子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些向往旧秩序的人。
读者从我前面的叙述中可以了解到，1991年头几个月发生了哪些充满戏剧色彩的事件。立陶宛的严重对立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政治斗争，激进派向中央”宣战”，探索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为新奥加廖沃进程奠定原则基础——所有这一切，一次次地证明使党的活动转人新的轨道是非常必要的，掌握政治斗争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对于这一点，二十八大的决议打下了一个不错的基础。可惜党的领导不善于、也不愿意在这方面采取行动。他们定期开会，讨论局势。对总统和政府的每一个实际步骤都缺乏热情，但却是赞同的。仅此而已。
我呼吁他们要扎实地工作，并且警告说，我们若不重整旗鼓就会坐失良机，苏共就要威信扫地，——我的所有这些呼吁和警告算是全都白费了。当时我的同事们头脑里打的是另外一些主意——他们考虑的不是政治斗争，而是强制恢复斯大林的模式，至少是它的勃列日涅夫的版本。所以他们对总书记越来越不怀好意，把自己跟随不上形势、把握不住社会需求和人民期望的个人过错一古脑儿全推在总书记的头上。
首都市委越来越多地在发挥”采煤工”的作用。在一次例行的莫斯科市委全体会议上——各英雄城市的苏共市委书记们都应邀请参加——普罗科菲耶夫在讲话中尖锐批评了总书记和总统的政策。他指摘我应该为国家所经受的一切困难负责；他说：”党不得不为自己领导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为他的积重难返的错误负责。”吉达斯波夫、古连科和舍宁的发言也是这个意思，当然，稍有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们怒火满腔，要求严惩”修正主义分子”，将鲁茨科伊和利皮茨基的”民主共产党人”小组和其他团体，包括二十八大承认的合法团体，统统开除出党，只要这些团体和组织的领导人被选进了中央。
党的机构无法适应生活现实，不能把握苏共新的状态；更有甚者，还要试图阻碍乃至破坏民主改革，——这在党员群众中引起了失望的情绪。1990年一年退党的人几乎就有250万。4月全会的辩论对社会公开后，这个过程又加快了。截至1991年7月1日，苏共计有党员1500万人。就是说，一年半的时间，退党的和被开除出党的党员有400万，占党员总数的22％。
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退出苏共的党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