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多半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每4个人中就有一人表示不愿意与不值得尊敬的人为伍，他们直接点明党的上级任命的干部的代表就是这样的人。
一般说来，领导机构不仅脱离社会，脱离百姓，而且脱离基层的党员群众。意识到自己对几百万党员所负的责任，我跟一些与我志同道合的人和我信得过的党的工作者就苏共的情况不止一次进行过讨论。结论只有＿个：必须加速对苏共的改造，使之变成一个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立场的现代政党。为此必须尽快起草和通过新的党章。大会起草委员会在沃伦这个地方工作了几个月，已经五易其稿，但始终都没有跳出旧传统的框框。在这种情况下，我本人和我的助手们也投入了这一工作。最后写出来的就是那份得到起草委员会赞同并提请中央七月全会审议的文件。
为了让读者对文件起草的氛围有一个印象，我讲一讲政治局最后几次会议中7月3日那次会议的情况。会议讨论的是全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和党的任务。库普佐夫援引了这样一个材料：苏共支持的俄联邦总统候选人6月12日在所有一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即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的选举中输掉了。
我在会上的发言中呼吁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们不要总呆在首都不动，要经常出去走走，到各个企业、劳动集体看看，大胆地参加政治辩论。同时不要做尾巴主义，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的老百姓；许多党的工作者都犯有这个毛病，这种作风和工作方法好像是从民主派那里学来的。党只有在坚决支持成熟的改革行为时才能够挽回在社会中的威信。由此我谈到了地方上的情况。许多地区——显然是商量好了——都提出要求，希望总书记下台。策划这些活动的人正是那些其想法在中央四月全会上未能得逞的人。后来才真相大白，这一切都是在莫斯科策划的，来自俄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进行当中，弗罗洛夫突然要求发言，他说，他从政治局决议草案中发现一个倾向，那就是把总书记写得非常不像样子。他尖锐地向波洛兹科夫和其他一些共和国组织的领导人提出了关于他们各自对地方局势的责任问题。工作显然不称职，而且已经受到各州委书记批评的波洛兹科夫声明说，他也可以下去。
对此，我反应说：
”好吧，下去就下去吧，伊万?库兹米奇。”
这时普罗科菲耶夫、古连科、安努斯一哄而起，要求戈尔巴乔夫向政治局更经常、更充分地汇报和各共和国领导人会见、谈判的情况。
我再次呼吁党的各领导成员要积极工作，不要寻机报复。至于上面提到的要求，我打算先放一放，因为我作为总统，没有义务把自己的一切步骤必须跟政治局协商一致。何况这些步骤都是沿着二十八大所通过的决议的轨道进行的。党和全社会一样，都能够及时了解到这些决议执行的情况。顺便说一句，他们可以询问自己的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向他们了解和苏联总统会见的情况。但是，很显然，有些共和国在新的最高苏维埃和共产党中央之间出现了脱节现象——我具体指的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7月下半月公布了党章草案，7月25日召开了例行的苏共中央全会。
我在自己报告的引言部分中就问道：为什么党现在需要这样的文件？”可以简单地这样回答：以前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已经站不住脚了。有必要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刻的改革和民主改良。与此相联系，党本身也必须变革。
苏共内部有一股公开反对二十八大路线的势力，他们对眼下所推行的一切政策都持怀疑态度。但是那些今天咒骂改革及其倡导者的人，他们与眼前的事实格格不入。80年代初国家已经进入不景气状态：社会的新老毛病尚未显露出来，更没有进行医治，结果转入了机体内部，导致了严重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不是发生在社会机体的某些个别部分，而是兵营式的共产主义模式本身的危机。
斯大林建立的官僚独裁制度，通过集中使用一个大国的人力和资源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超常的努力逐渐损害了社会的健康，消耗了资源，失去了创造性生产劳动的动力。实际上这印证了列宁的思想，即社会主义是不能单靠热情来建设的。人们早就明白这种制度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无怪乎斯大林死后当局曾试图改变现状。时候终于到了：大规模的迫害停止了，许多独裁专制的旧作法不再有了。但是政权和管理的基础依旧，仍然是那套靠对国家进行绝对统治的官僚主义体制。实质上这是后斯大林主义。
改革之所以非常必要，还因为国家正迅速地失去自己昔日的阵地，实际上在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进步等各个方面都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
在许多具有纲领性意义的问题中，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好几代人都被卡住了——那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以前，这两个概念在我们这里被认为是互不相容、势不两立的，理由是：市场关系和按劳分配相互矛盾，好像人对人的剥削就是建立在市场关系之上的。实际上，市场本身并不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自古以来它就是惟一能够客观的、在某种程度上排除官僚体制干扰的、衡量每个生产者劳动贡献的机制。因为世界最近几十年的经验说明了一个结论，即撇开市场经济，是无法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的。社会主义和市场不仅相容，而且实质上是不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