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考虑到我国社会的特点与传统，我们反对用全盘私有化取代全面的国有制。这里说的也就是要建立一种混合的、多种成分的经济，是要以股份制与租赁为支柱的各种所有制都能够自由发展的经济，这样就能够将众多的业主、老板和私有者纳入越来越广泛的劳动者阶层。
最后，市场经济可以使国家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为此，就必须要有企业活动的共同规则，要有交换商品的自由，稳定的外汇制度，而最主要的是，要有一个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只有满足了所有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在世界的劳动分工中占有当之无愧的一席之地。看起来这都是些显而易见的事情，但是我们走了多少弯路才迟迟明白了这个道理！”
考虑到我的听众的特点，我举了一些例子；这些例子应该能引起无条件承认列宁遗产的人的共鸣。
”请回忆一下20年代党内是如何看待所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的。要知道，十月革命后还不到4年，战争胜利结束才不久。许多人都觉得自己向往的社会主义已经唾手可得了。可是突然之间——私人经营、合作社组织、辛迪加、外国租让活动大行其道。人们议论纷纷，说领导人吃里爬外，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事业。许多人退了党，有些人自杀了。然而，列宁逝世后这一方针开始逐渐转变。这一点由于20年代末的粮食危机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解决所面临问题的方法有两种：启动经济杠杆，就是说，深化新经济政策，或者采取强制的非常措施，否定列宁所选择的道路。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选择了第二种方法，实际上就是选择了有利于官僚专制发展的模式。
草案中的主要内容——彻底同已经过时的思想教条和陈规旧习决裂，努力使我们的世界观和政策，与发展的全部经验和国家、人民迫切的需要，协调一致起来。19世纪和20世纪初，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对社会进行公正改造，主要是依靠强制变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开展阶级斗争，直到将敌对的阶级消灭掉。现在时代早已经变了，应该承认，人民群众除攻打巴士底狱或冬宫以改变自身状况、舍此便一筹莫展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关于党的问题，我说：
”冷静观察形势，应该承认，苏共内部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每个派别都想把自己的方针强加给党组织，并以自身活动的既成事实表明与党已经分道扬镳。我不想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那些因各种原因参加这个或那个派别的党员。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在许多情况下都是由于对国内和党内所发生的事情的不满所引起的。
过去的框框在束缚着公众的意识，有碍于对所发生变化的意义的理解。那些我称之为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的代表们指责我们在搞苏共社会民主化。他们根据的是革命和内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差异，当时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各据一方，营垒分明。不管历史学家们对过去的风风雨雨怎样研究，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当时双方对垒的准则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意义。我们变了，社会民主主义也变了。历史发展进程消除了工人运动、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者因观点不同而引起的许多问题。那些今天还在用社会民主主义吓唬人的人，只会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主要的敌人——反社会主义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派别——身边引开。”
”我们大家必须再次确认”，我强调说，”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苏共要想取得胜利，只能要求自己成为一个有政治作为的党。在经济形势恶化、社会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激进派正在加紧进行活动。他们把二十八大通过的规划声明看成是一纸空文，不起任何作用。在苏共所谓的布尔什维克纲领中，无论提什么命题，都是公然试图对代表大会观点的修正。按照新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党应该重新成为国家的顶梁柱。政治体制改革被认为是反人民的政治破坏活动，而经济民主化被打上复辟革命前旧秩序的烙印。这里用的专有名词也很能说明问题——号召要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新孟什维克分子、民族一共产党人、社会一叛变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共产主义倡议运动捍卫的也是类似的纲领。它的策动者反对形形色色的私有制，不承认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对国家的对外政策提出了带倾向性的批评。”
我在报告中呼吁所有各党派要用自我批评的精神对待自己的行为路线，不要感情用事，主要是要冷静地进行政治评估。”当然，我们和睦相处吧厂这种一团和气的原则任何人也不需要。极少数人与党的战略方针相对抗，公然违背党章，他们离开苏共，不仅不会有损于党，反而能够增强党的力量。”
讲到这里，最后我建议下次党代会于11～12月召开，届时将通过党章。
然后开始发言。我没有听一些好心人的劝告——他们建议为了”保险”起见，也学学以前领导人的样子，”组织大家讨论”（即预先安排几个自己的人支持批评者，事先和他们谈好，等等）——我不打算耍什么手腕。我认为公开行事的时候到了。要是中央多数人拒绝草案——分道扬镳将在所难免。如果草案能够在全会上得到赞同——这就意味着要进行一番较量，原教旨主义者和改革派分子最后会闹到劳燕分飞、各行其是的结局——这一切都将推迟到党的第二十九次大会。毋庸讳言，我认为这后一种方式是最佳的方案，因为由党代表大会，而不是由中央全会来决定党的命运，这样做既恰如其分，又名正言顺。
正如所预料到的，发言一开始，批评意见和种种责难就劈头盖脸而来，说对马克思、列宁的思想要矢志不渝的话表述得不够明确，说对向市场过渡的话阐释得过分单一了，对于苏共在苏联人民面前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讲起来用不着羞羞答答，等等。但是他们提出的意见越多，我的助手们就越感到”无聊”，他们担心全会秘书处会把草案改得不成样子，但我心里却感到更加放心。因为他们发言的语气和内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两三个歇斯底里的发言，他们诅咒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坚信我们的思想教条是永恒的。绝大多数发言者在评价文件草案时，其立场已经远远超前于社会意识了。
甚至那些思想保守、怀念旧制度的人或是对自己所珍惜的旧事物念念不忘的人，他们也不能不考虑，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激烈辩论，在报刊上，在电视俱乐部里，市场、公民社会、法制国家、自由选举、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全人类价值、世界一体化等一系列诸如此类的观念，已经变成了一种准则，在民意中扎下了根。
那些痴迷者呢，难道他们不在会场中吗？他们为什么一声不吭，为什么不挺身而出，反对”异教徒”呢？我想这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四月全会的结果还不曾忘记，当时硬是不让提总书记下台的想法。从那时起，力量对比没有发生变化，因而在这种场合下新的”船上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