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被认为是肯定要失败的。其次，他们不能不考虑6月底7月初新奥加廖沃进程的果实已经开始成熟，社会意见趋于赞同。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苏共分裂，首当其冲的首先是”党内的大佬们”。
最后，他们当中许多人认为，站出来猛批一通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一般地说，人们已经不再相信用这种手段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了，当时他们已经着手采取”坚决的”强制行动了。
不管怎么说，全会受委托搞出了草案，大会秘书处在没有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完成了这项工作。
在全会工作结束的时候，我首先提请大家注意，在对待持不同政见者方面，务必要表现出眼界的开阔与宽容。社会公众已经很劳累了，他们不愿再忍受新的谈判、对抗和社会超常的紧张情绪，当到处都在呼吁将人民的利益、祖国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置于一切党派和政治争论之上时他们就能够松一口气了。抓住这一普遍的倾向的同时，重要的是要把握住改革的方针和对政策的文明态度。
对于那些用”改革派”概念吓唬人的人，我想提醒他们注意列宁的一段话：”从直接、完全摧毁旧事物的意义上说”，必须将”与众不同的、改革的类型”放在革命方法的位置上。这话是1921年说的，当时整个事业都在面向改革。
我们到了必须”对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进行新的根本改变”的时候了。在旧模式的框架内我们找不到答案，就像我们的朋友未曾找到一样，我们帮助他们”试验过”这种老的模式。不错，这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的危机，但这种危机是可以克服的。克服了危机，接着到来的便是面貌一新的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和向前迈出的新的坚定的步伐。
中央七月全会给我的印象总括起来可以这样说：苏共改革的现实前景打开了。至于能否利用这个可能——这就取决于许多因素和事情总的进程了。
全会成了1991年上半年的一个独特的事件。在国家生活和我个人的命运中，一个最富有戏剧性的阶段开始了。
目标近在咫尺
早就有人说，历史危机时分的时间是凝聚的，被浓缩了又浓缩，直至无限。几个月、几周，甚至几天，充满了事件；这些事件的意义和后果等于几百年间所发生的事。1991年下半年我国就是这样。事件发生的独特动因和事件发展的”基本事件的轴心，是围绕着三个基本问题所展开的一场严酷的斗争。
第一，是国家的完整性和我们联盟国家的命运：存在下去，以后以新的形式保持现有的联邦制；或者分为各个部分，完全解体：这样对人民必将产生诸多极其尖锐的问题和无穷无尽的灾难。
第二，是改革的命运，是1985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命运，——是当时确定的民主化的方针：改革是继续前进呢，还是要中途夭折？如果改革能够继续进行下去，那么通过什么方法、用什么速度、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够过渡到一个比较富有成效的经济和管理体制？
第三，是争夺权力的斗争：由谁、哪些社会力量、政党、集团和领导人在我国历史的新的阶段出来掌握方向盘？
当然，这些根本问题的解决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相联，错综复杂的。而且事情的结局，可惜不光取决于所谓客观规律和业已成熟的社会需要，还要看各政治集团激烈竞争的情况如何，看各民族的社会精英们的热情和总的人员气质与渴望程度如何。
非常重要的是，经历了各种风雨——错综复杂的政治权谋，对立双方的争论与冲突，终于在7月末，就解决使改革进程变得复杂的诸多根本问题接近于取得了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从而为克服所发生的危机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也许我说得多了一些，但我愿意再次将这一基本情况铭记在我的心中。
毫无疑问，7月23日达成的新联盟协议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已经说过，达成协议是非常不容易的。各共和国仿效俄罗斯的样子宣布了各自的独立，他们尽可能多地”强调”自己的权力，以摆脱联盟机构的庇护。为了公正起见，我要说，这时候的各共和国领导人（极少例外）都意识到了必须要拥有一个能够解决共同任务的足够强大的和有权威的中心。一句话，在权力分配中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平衡；这个平衡最后还是找到了；它说明当时作为新联盟国家基础的原则是具有生命力的。
关于这一点，最明显不过的，大概要数对各主权国家联盟主体问题的解决了。成为联盟独立成员的新的自治地位，将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保障他们独立处理自己事务的可能。同时不破坏各联盟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对于历史形成的国家疆界和民族领土构成，不提出异议。
我远不认为所找到的这个解决办法能够适用于一切时代。这个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今天它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尖锐，而且，看来决非一次所能够解决。但是我再说一遍，根据协议草案精神在保留和革新联盟国家的情况下，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是最好的，它使我们得以避免冲突，在处理民族关系时通过法律手段，而不是诉诸武力作一些条件业已成熟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