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换意见过程中，提出让纳扎尔巴耶夫出任内阁首脑。纳扎尔巴耶夫说，他准备挑起这副担子，只要联盟内阁有可能独立地工作。还谈到必须大力更新权力机构的上层领导班子——几位副总理，特别是要害部门的领导人。提出了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的具体问题——他们退休的问题。
记得当时叶利钦感到很有些不自在：他好像觉得有什么人在一旁偷听。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应该有目击证人的。他甚至有几次起身走到凉台上去查看一下，这说明他确实感到有些不安。
现在我明白他的敏感不是没有原因的。为了这次会晤，普列汉诺夫预备了一个房间，平时我在这里批阅报告，旁边还有一个房间，可以在那里吃东西和休息。这就对了，看来一切都”事先经过设计”：我们的谈话被录了音，克留奇科夫听了后，有了证据，这使他和其他的人完全丧失了理智。
所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说，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完全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感情，——这纯系骗人的鬼话。我不愿说他们对于国家的命运完全无动于衷。但是他们把国家和旧体制相提并论了，而他们行事的动机，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功名利禄，甚至一己私利，希望保住自己的职位。
我不认为我那一年的度假是正常的。我身在福罗斯，还不得不研究许多问题，因为国内事件的性质越来越令人担忧。我不光是依靠分析，凭直觉我也感受得到必须尽快推进改革；而要这样做，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尽快签订联盟协议。因此，我无时不在关注着协议准备的情况，和各共和国及联盟机构的领导人通电话，与政府领导成员、我的助手和顾问们保持电话联系。
我总是有一种感觉，应该尽快地返回，并且采取行动，所以我每天都在催促那些与签字准备工作有关的人员。飞机都已经定好了。沙赫纳扎罗夫在”南方”疗养院休养，就在福罗斯旁边，我和他谈起过我在签字时的讲话。8月18日，我向他表示了我最后的意愿——顺便说一句，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之后联系就中断了。我发现联系中断时已是下午4时扣分，而我们的谈话，根据文件记录，是16时32分结束的。现在知道，当时女电话员们的背后有军官们值守，他们必须在4时30分切断电话联系。
下午5点钟左右，我被告知，有一小组人已来到别墅，其中有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瓦连尼科夫和普列汉诺夫。我感到诧异，对显然有些不知所措的梅德韦杰夫——警卫局长——说，我未曾邀请过任何人。原来警卫人员已经放来访者进来了，因为普列汉诺夫和博尔金是和他们一起来的。在其他情况下这样的事是决不会发生的，按照警卫条例，没有我的批准，谁都不许进入别墅区。
让梅德韦杰夫离开后，我决定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跟莫斯科取得联系，首先和克留奇科夫谈谈，这时我突然发现第1部、第2部、第3部、第4部、第5部，包括战略备用电话都被切断了。我离开办公室，来到凉台上，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这里看报纸，我告诉她，一些不速之客来到了别墅，很难说他们想干什么，要作最坏的打算。她对这个消息大为震惊，但她控制住了自己。我们走进旁边的卧室。我拼命地在想：我不能从自己的立场后退，任何压力、讹诈、威胁我都不能屈服。这一点，我也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讲了。”决定由你自己来作，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和你在一起。”随后，我们叫来了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他们听了我的介绍，说完全听从我的安排，他们一切都准备好了。
这大约花去了30-40分钟。军官们对我说，来访者着急了：问为什么不接见他们。走出卧室，我发现他们不请自来，已经上到了二楼。总之，他们表现得很没有礼貌，好像他们是东道主似的。把他们让进屋后，我问他们有何贵干。巴克拉诺夫通报说，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国家正濒临灾难，其他方法已经无济于事，我必须在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上签字。实际上，他们是来下最后通碟的。后来，我在和调查人员谈话时才了解到，当时他们随身带着已经起草好的——各种方案——文件供我签署。
巴克拉诺夫历数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并指出成员中有卢基扬诺夫。他说，叶利钦已经被捕，虽然当即他又改口说：途中他将被捕（从阿拉木图返回莫斯科的途中）。为加快事件的发展，阴谋家们显然想以这种方式让我明白：他们已经控制住了局势，事情已经不可逆转。
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一手提拔的，现在他们出卖了我。我坚决拒绝他们强加给我的要求，声明任何命令我都不会签署。
”你们和派你们来的人对局势感到不安？但我对国家局势的了解不比你们差，而我感到不安的程度也不比你们轻。你们认为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我也是这个意见。其主要的一项措施业已准备就绪——它就是签订新的联盟协议。8月21日联邦苏维埃会议上已经决定要讨论经济改革完成的情况。而你们却认为采取紧急措施才是拯救国家的办法。我不同意你们这种看法。那么就请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既然一部分领导人怀疑政治方针的正确性嘛，那么我们就来讨论解决。但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行事。其他方法我不能接受。至于你们想要断送自己——见你们的克去吧，但是要知道，事情最终可能会酿成流血事件。人民已经不是过去的样子了，他们不会忍受你们的专政，同意失去自由，失去这些年所得到的一切。”
我的话说完后，巴克拉诺夫接着发表一通议论，他说他很”关心”我的健康，改革这些年因工作紧张耗费了大量的精力。
”您不想亲自签署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那就授权给亚纳耶夫吧，”他建议说。接着又补充说：”您好好休息，脏活儿由我们来做，然后您再回来。”
我当然拒绝了这一卑鄙的建议。
”那么您辞职也行，”瓦连尼科夫脱口说。
”别指望我辞职。你们是在犯罪，你们对自己的冒险行为是一定要负责的！”谈话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分手了。他们走的时候我忍不住”用俄国脏话”骂了他们。
我想回答人们常常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当时不扣留他们？要知道，当时他有武装警卫呀？
首先，我想，我拒绝接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最后通碟的要求，可以使这一阴谋的主使者头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