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方面，生活毕竟证实了我们坚持用文明和民主的方式解决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独立问题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分离主义者施加的压力和俄罗斯领导人缺乏远见的立场，很可能就不会有今天出现的极其尖锐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都和破坏波罗的海地区俄罗斯人与讲俄语的人的公民权利相联系。
决定承认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独立后我们也未能启动谈判机制。别洛韦日协议妨碍了这一点。
联盟协议的第二次诞生
9月5日，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总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的建议，决定成立主权国家联盟，加速协议草案的准备工作。
根据国家委员会成员之间达成的协议，我和俄罗斯总统负责新协议草案的起草工作。实际上这一工作在大会之后立即就开始了。
9月10日，我和叶利钦进行了会晤，讨论了与此有关的问题。9月16日，国家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了未来的联盟的问题，而且8个共和国（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都采取了积极的立场。
在这个会议上，国家委员会研究了协议草案关于经济共同体的内容。10月18日，8个主权国家，包括乌克兰，签订了协议，随后便送交各共和国议会批准，一系列的附加协议也在加速准备。
与此同时，根据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联盟政权机构的组建也在进行——任命了新的领导人，开始改组外交部、国防部、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然后成立了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
这样，联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才从八月政变的震荡中恢复过来，开始回到被中断了的联盟改造工作，这里包括政治路线的改造，也包括经济路线的改造。现在有理由认为，新奥加谬沃进程已得以恢复。但是它在秋天的几个月内，前进得非常艰难，一直是跌跌撞撞。
联盟协议准备的速度取决于它的起点：以什么样的文本作为草案的基础——是经过协商、准备8月份提请签字的（当然考虑到了已经出现的变化），还是完全另外一个文本。所以，当我和叶利钦受国家委员会委托，着手准备新的草案时，他的一班人便试图将自己的文本作为草案的基础。只要稍加浏览便足以明白，这个文本中讲的既不是联邦国家，甚至也不是联盟国家，而是要组建一个欧洲共同体类型的联合体，并进一步削弱中央机构的职能。
我直截了当地让叶利钦明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什么也搞不出来。各共和国领导人也持类似的立场，而俄国人则希望他们能够”助一把力”，曾经把自己的草案私下塞给了他们。经过一番犹豫（显然叶利钦的一班人对他施加了很大压力），俄罗斯总统同意在8月以前草案的基础上恢复工作——自然考虑到了”俄罗斯的”模式。
进入联盟总统和俄罗斯总统代表工作班子的有沙赫纳扎罗夫、库德里亚夫采夫、托波尔宁、巴图林——这是中央方面的代表，而俄罗斯领导人则委派沙赫赖、斯坦克维奇和科坚科夫为代表。
关于联盟的权力和管理机构与各共和国权力和管理机构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的争论立刻又恢复了起来，最后取得的共识是：关于权力分配在协议中不作详细规定，而只预先定出个”共同实施范围”。建议以后再签订专门的多方面的协议——关于经济联盟、共同防御、国家安全、对外政策、科技合作、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人权与少数民族权利的维护以及能源、交通、通讯和宇宙领域里的生态、与犯罪现象作斗争等协议。
当然，这种安排有其不足之处——把形成明确管理机制的时间向后推迟了，而这种机制是使国家迅速摆脱危机所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这种率排也有一定的好处。把这些问题放到多方面的协议中去，可以使我们更仔细地研究究竟哪些问题应该共同解决和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解决。
新协议草案标明的日期是10月1日。当莫斯科正在拟订新的联盟协议草案时，一份印有”绝密件”的文件——《过渡时期俄罗斯的战略》被送到索契，交给了叶利钦。俄罗斯和联合体各国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成了民主俄罗斯”大脑中心”进行”理论研究”的根基。
下面是文件中的几段文字，它使人想起了”坑道爆破技术”的说明书，只不过不是军事方面的，而是国家事务方面的。
”八月事件之前，俄罗斯领导人反对旧的专制独裁中心，他们可以依靠希望强化自己政治立场的绝大多数联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支持。旧的中心消灭后，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双方利益的客现矛盾必然上升到了首位。对于各共和国来说，过渡时期保持原有的资源流动和财政经济关系，就意味着只能对俄国的经济进行重组。对于俄罗斯联邦来说，本来已在遭受着严重的危机，这样对经济结构又增加了一个沉重的负担，从根本上破坏了俄罗斯经济恢复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