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过渡时期你们没有一个进行协调的中心，一切计划都有失败的危险，这对于我来说，是绝对清楚的。”当时人们经常问我：在中央和各共和国之间跟谁打交道，如何进行权力分配？
我曾寄希望于各共和国将会遵守所达成的协议。因为他们方面需要的惟一东西就是政治意志，是为自身利益理智行动的决心。
当然，我知道，美国的立场不改变就不会有大的进展。因此，9月11日和贝克的谈话具有关键性的意义。3年来，我们两国关系变得可以开门见山、不用拐弯抹角就直接谈话了。
而且这次谈话涉及到了广泛的问题——政治的、经济的都有。
同一天，我还会见了丹麦外长y.埃伦曼一任生、挪威外长t.斯托尔津贝格、瑞士外长c.安德逊、芬兰外长h维亚亚留年和冰岛外长的特别助理t.奥拉夫松。
”苏联方面具体希望西方，首先是7国集团，做些什么呢？”——斯托尔津贝格问道。
”首先和主要的，”我回答说，”是帮助解决食品、药物的燃眉之急，帮助解决财政方面的急需。我们希望得到支持，希望能够作出迅速反应。余下的问题，我们将通过经济谈判，在正常合作的基础上，解决方案、计划的实施问题，在苏联经济纳入世界经济的基础上进行。”
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收到我专门派普里马科夫送往利雅得的信后，向莫斯科派出了他的私人代表宾杰里?本?苏丹亲王，9月19日我接见了他。他说沙特阿拉伯准备尽快落实以前达成的贷款协议，同时打算帮助我们解决在食品和药物方面的燃眉之急。
”如果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分崩离析，各行其是，”宾杰里?本?苏丹亲王说，”那么我们认为这是很可悲的。这样对苏联、对我们、对全世界都不好。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它们应该生活在一起。国际社会准备提供的帮助，只有当其受惠者是一个统一国家时才会是重要的。否则这种帮助的可能就会减少。”
9月23日，安德烈奥蒂从中国返回途中在莫斯科作了停留，有一系列问题可以和他进行讨论。我对他在八月政变日子里对我的支持表示感谢。我向他介绍了事件的发展经过。然后我们回到了伦敦会晤的话题上，回到如何落实我们所达成的协议的问题上。安德烈奥蒂说，北约委员会11月将在罗马开会。会议的目的是研究世界和欧洲所出现的变化，决定如何制订今后的政策。
与”七国集团”互动的计划被一笔勾销了
我认为，为解决我国的当务之急并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和”七国集团”的重要合作伙伴计划1991年9月已经初露端倪。在合作过程中，双方专家都认为问题非常紧迫，然而是可以解决的，和国家的潜力相比，问题也没有多么大。我说，归根结底，650亿美元的外债，对于我国来说算得了什么呢？问题甚至还不在于别人还欠我们一大笔债务——840亿美元，是我们国家总的潜力在那里摆着。
10月，专家们开始仔细落实我们的要求，紧锣密鼓地制订共同解决问题办法。10月5日，我会见了世界银行行长11普列斯顿。我强调说：
”现在我们正处在向市场过渡中最由难、最敏感、虽然大有希望的阶段。我们大概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经受这种深刻变革的国家。我们眼看着东欧在发生这种变革，墨西哥、巴西和其他国家也在发生这种变革。这是普遍变革的一部分。但是这种变革在我们这里遇到了特殊的困难。像我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要调转方向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的，”普列斯顿表示同意，”这是一种倾向的一个部分，但是你们这艘船船体又大，乘务人员又比较复杂。”他介绍了促进农业改革的方案；关于农业改革的话题，他在莫斯科曾经和各级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进行过讨论。他们谈到了银行参与农业活动现代化的问题，谈到建立有关储存、运输和加工的基础设施的问题。我表示坚决支持这个方案。当时签订了相应的协议。
关于短期贷款需求和人道主义食品援助问题，10月9日我和美国农业部长a.默吉首进行了讨论。
10月份是在专家层面的紧张工作中度过的——有我们的专家（中央和各共和国的）、”七国集团”的专家，也有欧共体的专家。所有的需求与可能都经过认真仔细地估算。到作出原则决定的时候了。就在我飞往马德里去主持中东大会开幕，并将和布什会谈的当天，各共和国和我们西方伙伴的代表们通过了关于苏联外债偿还原则的重要决议。决议的准备工作是在围绕未来联盟问题的严重政治斗争的情况下进行的。
对外国伙伴们坚持不懈地、多方面地进行工作，总是不会没有结果的。11月12日，梅杰告诉我，经过协商，”七国集团”和欧共体同意了数额为1（j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计划。这一消息是北约委员会罗马会议结束第二天告诉我的，北约的这次会议还讨论了联盟的局势；安德烈奥蒂专门派他的顾问巴塔尼（11月13日）赴莫斯科向我通报这一情况。”7国集团”关于大量集中援助的建议，取决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主权共和国准备接受苏联外债的义务和在组建本国武装力量方面所表现出的”克制态度”如何。
一周后，几个所谓”舍尔帕人”的”七国集团”专门代表来到莫斯科，计划就这个议题进行谈判。11月20日我接见了他们。此前他们在联盟政府和各共和国政府的层面上进行过谈判。谈判进行得很吃力，但是结果表明，有8个或9个共和国表示准备签署协议备忘录，不带任何保留。乌伊克斯向我通报了谈判的情况，说西方的一揽子建议包括相互联系的7个因素，其中考虑到在一定条件下基本债务延期支付的问题。所提建议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些建议和国内的经济改革是相互联系的。我可以证实，在伦敦和”七国集团”领导人会晤时，恰恰我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乌伊克斯强调说，现在必须建立起有助于你们改革的机制。
在这之前，已经达成了关于给我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络员地位的协议。11月下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主席卡姆杰修来到莫斯科。我们讨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促进我国经济改革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我代表苏联在关于苏联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络员的议定书上签了字。同时还指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成员的地位。
几天后，我接到了约翰?梅杰的重要信件，是p布伦特文特大使（12月2日）带给我的。信中具体列举了”7国集团”在提供食品、药物帮助和使联盟参与世界经济联系方面所承担的义务。然而，一周后便发生了”别洛韦日密林”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