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准备签署联盟协议，议会已经开始在讨论了。是乌克兰陷入死胡同了吗？那么我们大家就不要再一个劲儿地往死胡同里钻了，帮帮乌克兰吧。
最后，请问一句：将联盟搞垮仿佛是要挽救同乌克兰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叶利钦挽救过来了吗？恰恰相反，在独联体的框架内，这种关系陷入了最可悲的境地。
从明斯克返回后，叶利钦来找过我。耐人寻味的是，他事先在电话上一再向我解释，说他来找我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他知道自己干了不光彩的事。根据约定，纳扎尔巴耶夫也参加了我们的谈话，虽然叶利钦很不喜欢这样。谈话很艰难：
”你们在密林区聚会，把苏联络毙了。这是背着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搞的一起特殊政变。我忠于自己的立场，但我将尊重各共和国议会所作的选择。既然我们倡导民主和改革，我们就应该按照民主的规则行事。要知道，您也不是从正道过来的！”
明斯克行动使几个亚洲共和国面对的是既成事实。在决定独联体性质时流露出的”嫌弃”情绪和暗示亚洲国家是”二等”公民的作法是不会白白过去的。他们犯了一个巨大的，甚至是历史性的错误。
当时，哈萨克斯坦、中亚各国的领导人和议会表现出了现实主义的态度；他们采取了我认为比他们的欧洲同事们更为文明的立场。
阿什哈巴德的会晤，以及后来的阿拉木图会晤，把在明斯克造成的粗暴的倾斜稍微摆正了一些。独联体——代替苏联——得到了很大的合法性。然而，所通过的文件还没有打破解体前的逻辑常规。许多对独联体的生存能力至关重要的问题还停留在意向声明上，而且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解释。乌克兰后来的表现和其他一些事件，都能够证明这一点。
总之，”密林”后发生的种种事情，我除了说是反理性的外，不能说别的什么。在俄罗斯议会里，除30位代表外，都表示”赞成”o。两年后，哈斯布拉托夫表示非常遗憾，说他曾经努力争取别洛韦日协议获得批准，还请求久加诺夫说服共产党员代表能够投”支持”票。
在12月12日和媒体的见面会上有人问我，我对明斯克和别洛韦日密林发生的事件的评价中是否掺杂有失败的痛苦情绪？
”没有！这话我对叶利钦也讲过；我和他说话从来都是开诚布公的。我不赞成独联体始作涌者的立场，但所有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我都和他们讨论。”
明斯克事件后，我会晤过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穆塔利波夫和纳比耶夫，跟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维奇和阿卡耶夫谈过话。昨天纳扎尔巴耶夫又给我打了电话。他说，几个亚洲共和国打算在阿什哈巴德讨论自己共同的路线。
最后，他们各自都作出自己的选择。我曾经是公民投票的倡导人，在我国历史上是开风气之先者。当时人民支持苏联。他们赞成将联盟改造成为主权国家联盟——一个联盟国家，当时我们已经从人们心目中的革新的联盟那里退了回来，所以才进行了公民投票。但我们毕竟还能够说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祖国。
老实说，新的国家构成——独立国家联盟——是否需要，应当让人民作出判断。让人民去决定——同意不同意将国家分裂……
12月18日，我给为成立独联体而去阿拉木图参加会晤的人一封信。该信于12月20日发表，此后便没有了下文。
12月23日——花了许多小时，中间短暂地休息过几次——我和叶利钦讨论了从联盟国家过渡到独联体的问题。12月25日，我签署了关于放弃苏联总统权力的命令，在电视上向人民发表讲话，即我在本书开头向读者介绍的内容。
我反复考虑过12月发生的事件。我的结论是：我没有权利用别的方式行事。违背11个共和国的决定——当时这些国家的最高苏维埃已经表示赞同明斯克协议——那就意味着国内要出现一场血腥大屠杀，可能引发成全球性的灾难。而我当时的状态和行为逻辑，《共青团真理报》（1991年12月24日）几位记者从我和他们的谈话中引出的几段话在一定程度上都传达出来了。
”要知道，”我对他们说，”尽管我对独联体这个想法不相信，但既然各共和国决定这么做，我就不能够，我也不认为在目前这种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能够使社会分裂。”
”别克”的《新的任命》中”b.弗罗宁说：”描写了这样一种疾病：精神碰撞，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和他必须恪尽职守之间的冲撞。看来，很可能您现在描写的恰恰就是这种疾病的症状。”
”毕竟我的思想还没有被一分为二，但有的利益，无论是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一个人，我都得服从。如果成立独联体有助于人们达到和谐，那就应该打消自己的傲气。”
”我们有这样一种感觉：您在某种程度上正在用成立独联体一事吓唬人。您自己以前曾经说过，一会儿向我们灌输饥饿的想法，一会儿又向我们灌输灾难的想法，可是现在您也发出这种类似的腔调……”
”就是现在我也不想吓唬谁。但危险我总应该说出来，是不是？我想，最大的危险有两点：一是国家的被肢解，二是国籍问题的解决。请您想象一下，有755万人生活在自己的故乡之外，他们在世界上活动就要受到地域和护照的限制，怎么办？这就是我当时说我们埋下了可怕的炸弹时心里所想到的。”毕竞统一的卢布被保留了下来，乌克兰也没有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