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10月初，文化大革命大大地激进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以牺牲党的机构为代价而得到加强。这个发展最先反映在10月1日国庆节之际的一系列讲话和社论中，其中大多数社论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执笔的。这些讲话批评了党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重申红卫兵有权反对党组织，强调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而不是保守组织所说的“四旧”。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宣布要推翻对红卫兵组织成员的限制，从而使出身“坏”家庭成分的激进学生能够合法地参加这场群众运动。
此外，从10月9日到28日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对到当时为止的文化大革命的进展作出评价，并寻找克服所遇到的阻碍的办法。1首先，毛和林向代表们再次保证了这场运动的目的，以寻求得到代表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他们许诺，只要是欢迎而不是试图躲避群众的批评，大多数干部是可以“过”文化大革命的“关”的。毛说：“你们有错误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毛甚至进行了自我批评，他承认在60年代初出现修正主义，部分地是他“退居二线”和决定放弃负责日常工作的结果。而且，毛承认他未料到发动红卫兵会产生“大问题”。1
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仍未被宽心，本来预计三天的会议开了两个多星期，原以为平和的气氛也变得越来越紧张。2陈伯达在一篇报告中指出，在60年代初已很明显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路线斗争现在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反映。毛泽东和林彪不再对有顾虑的干部给予安慰，而是猛烈地攻击那些试图妨碍和躲避运动的干部。毛抱怨“只有极少数人坚决地把‘革命’一词放在其他之前，绝大部分人把‘畏惧’放在第一位”。林把对党的抵制归罪于中央一些干部的阻挠，并点名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可能应对此负责。他们二人被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1966年事态发展的结果，将大大减少保守的群众组织的影响。3年底，北京的一些保皇派组织进行了最后一次反抗，他们攻击激进的红卫兵组织，批评林彪，捍卫刘少奇，坚持认为正确的路线是“踢开中央文革小组，闹革命”。但他们显然已是强弩之末。一些保守组织作了自我批评，有些被激进的学生接管，另一些则因他们的首领为公安局逮捕而垮台。
中央文革小组在1966年底也得以加强了群众对党的机构的进攻，放松对加入群众组织的限制使得激进派人数剧增。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加强了与那些他们认为最有同情心的组织的联络，驱策他们合并成更大、更有战斗力的团体。在11月和12月，已允许红卫兵进入工厂和公社，工人也有权组织他们自己的“革命造反”组织，这就打破了以前由党委机关把持的对组织工人、农民的有效的垄断。免费乘车去北京已被取消，以鼓励红卫兵结束他们的“革命旅行”，返回他们所在的城市和省去进行反对地方党委的“革命”。
最重要的是，中央文革小组开始甄别群众组织要攻击的高层官员，并向友好的红卫兵提供可作为他们用以进行批判的根据的情报。红卫兵代表带着哪个干部要经受“考验”的十分具体的指示从北京派往主要的省城。激进的红卫兵组织已被告知刘少奇和邓小平反对毛泽东，可以作为批判对象。中央文革小组还向红卫兵提供了刘、邓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自我批评的副本，11—12月，攻击二人的大字报开始大批出现。根据1980—1981年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提供的证据，张春桥曾于12月18日在中南海会见清华大学激进学生代表蒯大富，要他公开羞辱刘和邓。据说张说要“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1快到年底时，陶铸因为企图保护省委、中宣部的和文化界的干部免遭批判，以及据说要剥夺中央文革小组对这场运动的领导权而被撤销职务。其他五位重要的中央官员——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彭真和贺龙在北京的群众集会上被连续批斗、辱骂了数小时。
这些事件传递的信息表明：在中国，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没有一个人可以免遭批判；而且批判的方式的确是很严厉的。
省级权力的垮台
1966年最后5个月，文化大革命升级造成的结果，在中国因地方不同而各异。在较边远的省份，发动激进的学生是困难的，因而省的领导人尚能牢固地守住自己的地盘。而那些已发动起来的省份，其结果如毛所期望的那样，不是省地方官员挨整，而几乎是省级权力机关的彻底垮台。
上海就是这后一种情况的典型。110月份中央领导人火上浇油的言辞推动了第一个激进的全市范围的工人组织——“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在11月初的成立。该组织显然是由一些低层干部（如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他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全国性的显赫人物）在激进学生的帮助下，主要组织下层工人，如徒工、临时工而建立的。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虽然有些勉强，但出于某些原因，还是愿按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办。但是他抵制建立“工总司”，理由是中央尚未准许建立独立的工人组织，而这样的组织必然干扰生产。
当“工总司”去找曹以寻求官方的承认和物质支援时，曹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一气之下，“工总司”的头头们强征了一列火车开往北京以把他们的问题提交给中央领导。曹命令火车停在上海郊外某站的一条侧线上，在那里，他的代表再一次试图解释他的态度，给他们做工作。
起初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曹的立场。但在工人拒绝返回工厂之后，北京激进的领导人派张春桥去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