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从九届中央委员会可以看到，尽管权力还没有转移到年轻人手里，但却转移到了资历较浅的一代领导人手中。确实，人们讲到九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个特点是“年纪不轻经验不足”。170位正式中央委员中，有136人在文化大革命前没有担任过中央委员（在279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占225人）。但由于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平均年龄约为60岁，因而，这届中央委员会比它刚取代的中央委员会仅稍稍年轻一点，而实际上，它比1956年选出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当时的年龄要大。此外，由于地方jūn_duì 领导人、第二梯队的地方官员和群众代表充实进中央委员会，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人的级别明显比上一届要低。
从最后发展的结果看，这届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的政治局说明了北京最高层的权力继续分散。除毛和林之外，25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与林关系密切的中央jūn_duì 官员5人；与中央文革小组有关系的6人；与林彪没有密切关系的大军区和省军区司令员3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的高级文职官员2人；另有一位用来制约林彪的人民解放军元帅；由于文化大革命而登上权力宝座的党的中层干部3人；还有3位刚过鼎盛期的老资格的党的领导人。因而，中央政治局的成分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幸存者和获益者之间，jūn_duì 和运动期间上台的文职激进分子之间，林彪及其在中央jūn_duì 领导层的对手之间，以及中央军事机构与各军区司令员之间的分裂。
总之，尽管有结束红卫兵运动暴乱的成功尝试，尽管开始了重建中国政治体制的初步努力，但是，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留给了这个国家一个捉摸不定的政治形势。文化大革命后的政策轮廓没有确定：权力在明显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间分割；党和国家的结构模糊不清，而且非制度化。尽管林彪在名义上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但他的权力基础极为脆弱。在此后的两年里，林企图让jūn_duì 永久性地支配政府事务，提出了一个他以为会受到广泛欢迎的政纲。他想以此来加强他的权力基础。但是，这些努力最终导致了林在政治上的垮台，而且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1 关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机构变迁的叙述和估价，见哈丁《组织中国》，第8—9章。
1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2卷第1期（1969年春季号），第3—12页。
2 内尔森：《中国的军事体制》，第83页。
3 菲力浦·布里奇海姆：“毛的‘文化大革命’：巩固权力的斗争”，载《中国季刊》第41期（1970年1—3月），第5页。
1 《解放军报》，1968年1月28日；《北京周报》，1968年2月2日，第8—9页。
2 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中国的省级领导层：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第27、29页。
1 这些数据出自理查德·鲍姆的“中国：醋泡黄瓜的年月”，《亚洲概览》第9卷第1期（1969年1月），第1—17页。
2 《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卷，第453—454页。在共产党的历史中，在民主革命时期一贯道是一个反动的秘密会社。
3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69年春季号）第2卷第1期，第3—12页。
4 关于姚的报告和随后的两个党的文件，见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296—301页。
1 有关十二中全会的参加者，见胡耀邦：“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5—274